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这部著作有关佛教记载中涉及到的名士与名僧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在魏晋思想活跃、学术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名士和名僧分别是代表魏晋思想史两大主流思潮,玄学和般若学的文化精英,通过他们的学术交往,促进了玄学和般若学的理论互动,达到了名士与名僧合流、玄学和佛学合流这一东晋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般若学的发展经历了译经、“格义”、“六家七宗”等不同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中名士和名僧的交往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由于般若思想和玄学有相似之处,般若学的流行得益于玄学风气之先,名僧的名士化风格是这一阶段名士和名僧交往的特点。玄学的盛行,促使名士阶层对般若经和般若学普遍关注,名僧借助其身份和社会活动,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层思想界的影响和传播。名士信佛乃至出家,出身名士的名僧借助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娴熟的玄学素养,勾通玄学和般若学,以“国学”会通佛学,名士成为名僧是这一阶段的特点,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肇端。玄学由于般若学理论的介入,逐渐化解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为自己造成的理论盲点。长期困扰魏晋士人的自然与名教、精神需求与物质享乐的矛盾,出现了新的转机。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理论发展的顶峰,《维摩诘经》受到名士阶层的热烈追捧,成为郭象之流名士人生哲学的完美注脚。通过本文研究论述,揭示了正是因为佛教在中土的广泛流传,通过名士和名僧的交往,玄学和般若学互动,玄学理论由于般若学的介入而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活力,最终玄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让位于般若学,是因为般若学哲学思辩水平要高于传统儒学和玄学。名士与名僧合流,玄学与般若学合流,佛学逐渐演化为中国哲学中的活跃因素和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