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缘起于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革命老区-庆阳,在石油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却在本世纪初提出了大力发展香包产业的发展思路。笔者通过对此现象的追踪,发现这种经济发展思路是在地方遭遇石油产业发展困境的局面而提出来的,继而追溯到上世纪末在庆阳地区发展了近三十年的长庆石油勘探局及其部分所属机关单位整体搬迁的社会事件,这给地方政府的石油产业发展造成了困境,也严重破坏了地方的产业链条。笔者首先通过相关的文献研究建立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即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接着对长庆石油勘探局机关搬迁的决策过程、搬迁过程以及搬迁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做了一个陈述。继而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对勘探局搬迁以前的地方社会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所谓“和睦”的地企关系实质上是以国家对社会的强有力控制为前提的。而到8、90年代,随着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呈现出了一种紧张的态势。笔者通过对长庆石油勘探局搬迁事件过程的事件分析,发现勘探局实质上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而在地方进行开采的,因此勘探局就是国家力量在地方的呈现,而地方社会则在国家这个机器下失去了主体性,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所谓地方的主体性也只有在政治和国家的框架之外才能有所积极的表现。另外在国家代理人制的制度设计下,应该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其他利益主体入手,增强他们在国家资源分配中的权益,进而实现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化。最后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考察分析,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概念,权力与利益的相互共生才是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根源,因此,如何将权力与利益关进“制度化”的牢笼里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制度分析方法与事件分析方法则应该是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不能简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二者进行“人为的”切割。在对地方发展研究的反思上,笔者认为不应忽视地方发展与国家科层制度设计的关系,即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发展的过程如何受到科层制度的限制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