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形式一直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昂格尔认为，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历史上，有一个压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问题，即法律的形式问题。尤其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的变迁，形式理性逐渐成为理性的核心，从形式理性的角度对法律进行实证性研究，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经济法也不能例外。经济法自产生以来，一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对象，有关经济法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这些成果对于建立恰当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国家干预经济的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经济活动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是比较大的，在各种法律规范中，经济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较为密切，以科学技术主义为基础以及以技术性为特征的形式理性表现得较为明显。然而，国内对经济法的形式理性缺乏必要的探讨，以价值判断与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思辩性分析主导着经济法的研究，并引发了许多的学术争论。这种有关价值判断的讨论当然是重要的，但这种以价值性评价为基础的研究毕竟无法回答经济法的许多问题，如经济法的规范性问题、自治性与形式化的问题、基本范畴问题等，都不是用价值判断所能解释的。因此，对经济法的形式理性进行探讨，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也成为解释许多经济法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必要途径。本文力求通过对经济法形式理性的研究，为认识经济法提供某些新的视角和新的解释。 如何界定经济法的形式理性，是本文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三个层面界定了经济法形式理性的维度与价值，即从制度角度、语言与符号的角度，以及思维方式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法的形式理性。从制度的视角讲，经济法的作用主要属于形式理性的作用，即为对国家干预提供可遵守的规则与程序。之所以经济法对于国家的干预行动而言主要具有形式理性的意义，是因为国家只要遵守经济法的规则与程序，其干预即被认为是正当的，至于国家干预遵守了经济法规则与程序是否就是正确的，经济法在制度层面无法完全回答这一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经济法通过规则与程序确认国家干预权的合法性，确认国家干预的有限性，并对国家干预施加程序上的限制。从语言与符号的角度，经济法的形式理性则发挥着通过语言表达要求与命令、为人们提供知识并传播经济法律制度的功能与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形式理性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进行交流与传达的手段。因此，如何通过语言的媒介准确与恰当地传达经济法规范的要求，是形式理性的重要内容。在思维模式与技术的视角，经济法的形式理性是人们思考与处理经济法律问题的范式、方法与技术。从这一角度讲，经济法的形式理性实际上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从这三个维度看，经济法的形式理性是经济法作为统一的、普遍的、实在的规则所赖以存在的载体。由此决定了研究经济法形式理性的方法必然是以实证的方法为主导。 既然经济法的形式理性存在于制度、语言与符号及思维方法与技术三个不同的层面，在第二章的内容中，本文着重探讨了经济法的逻辑起点、基本命题的可证伪性及基本范畴。本文认为经济法的逻辑起点是集体理性的有限性。因为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有了法律及其他规范。因为在市场中，集体理性是有限性，便需要国家干预并制止非理性的集体行动。为了保证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与正当性，便产生了经济法，以约束国家干预经济的行动。虽然这些命题并非不可证伪，但可证伪性并不影响这些命题的合理存在。以集体有限理性为基础，本文认为经济法的初始范畴是经济权利，经济平等权、经济自由权及国家干预权构成经济法最基本的范畴，经济法体系就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经济法的形式理性集中体现在其规范性上，因此，本文第三章专门分析了经济法规范性的两个基本方面，即确定性与普遍性;分析了经济法规范在逻辑结构上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自身的特点，其规范性出现明显的弱现象，即经济法的体系不如传统法律部门那样严密，其范畴与术语从经济学与其他法律部门中借用较多等。针对经济法规范性相对弱化的现象，本章全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认为经济法规范性的弱化是由其强调追求结果正义的个性以及满足经济不断变化的要求所决定的。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优先性一直是法学领域争论的问题，就经济法而言，究竟是形式理性优先还是实质理性优先，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个性讲，经济法更倾向于追求实质正义，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实质正义的结果。但本文认为，虽然经济法更强调追求实质正义，以此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但经济法在多数情况下，形式理性仍然具有优先性。当然，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实质理性则具有优先性，而且经济法实质理性具有优先性的情况多于传统的法律部门。从理论上强调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意在于要求政府及其机构在处理经济事务时，通常情况下仍然必然坚持规则与程序至上的法治理念。 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规范群体，当然有独立与自治的诉求。经济法的独立与自治程度最终会影响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化程度，决定着市场经济的法治化程度。而经济法的独立与自治很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