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形成率长期在高位运行,近年来更是持续攀升,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投资既创造供给,又创造需求,这种双重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鉴此,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理解为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同时,由于投资的易变性,投资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由于投资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常围绕投资展开,甚至直接将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考察中国独特的投资行为及其决定机制,对于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把握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转型经济背景,运用科学的思维形式和规范的研究方法,力图对中国的投资行为展开全面而深入地解读。本文研究路径如下。首先,通过对现象材料的比较、分析,由具体上升到一般,归纳出转型期中国投资行为的总量与结构特征。然后,从实体因素和金融因素着手,选取具有转型特征的若干变量,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别探究这些变量对地区、行业、企业投资的影响,将计量结果与理论命题对比,结合具体经济现实,解析二者一致或背离的缘由。最后,凝炼出本文主要结论,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在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接着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然后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最后,指出文章的可能创新和不足之处。在第二章的文献综述中先梳理了国外主流投资理论模型的演变以及实证研究的结果；再结合中国的转型特征,系统回顾了有关中国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文献；然后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评。第三章在充分占用数据材料的基础上,从总量和结构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以勾勒其动态演化趋势及结构变迁过程,抽象、概括其行为特征,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现实素材。第四章基于转型期产能过剩、信贷扩张与地区投资高涨并存的典型事实,构筑地区投资理论模型,刻画产能利用、信贷扩张对地区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然后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总体上产能利用水平对投资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引导作用,而信贷扩张对投资则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一步的子样本分析表明,在不同地区和时期,产能利用率、信贷扩张对地区投资的影响作用略有差异,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体制变迁等角度剖析了这种差异的原因。行业投资效率是投资行为在质量维度上的映射。在经济转型期,行业投资效率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第五章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政府干预和金融深化对行业投资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然后采用行业面板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深化能显著提高行业投资效率；然而,金融深化对行业投资效率改善功能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具体来说,政府通过干预银行信贷决策和金融资源的流向,削弱了金融深化对行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随着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消化,工资成本上升是长期趋势；同时,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频繁调整基准利率。在此背景下,第六章构造包含工资和利率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并提出理论命题,然后运用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工资成本对企业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本期利率对企业投资具有负向影响,然而这些影响效力皆受制于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预期下期利率对民营控股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其他类型企业则没有影响。在前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第七章归纳和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据此提出匡正投资行为、改善投资效率以及转变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建议。进而言之,本文提出“三个转变”作为全文的落脚点,即转变政府角色、转变投资方向、转变企业行为。总体而言,本文同时考虑具有转型特征的实体因素和金融因素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抽象出契合中国实际的投资模型,从而突破了建构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方主流投资理论的窠臼。由于微观个体的异质性,不同层面的投资行为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本文分别研究地区、行业和企业投资行为,以探析各因素对不同维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期对转型期中国投资行为进行全面系统把握。这是对现有投资理论研究的拓展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