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虽有众多学者研究了高管变更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种种不足:(1)针对性不强;(2)研究对象不统一;(3)缺乏投资与业绩质量维度的研究;(4)高管变更市场反应的研究薄弱;(5)缺乏高管变更的投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非效率投资为核心、高管变更为主线，从公司与市场两个层面系统研究高管变更前后投资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变化及其基本特征，探讨高管变更、投资效率与公司绩效的相互关系，试图增进管理层、投资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以上三者之间相关性的理解，为上市公司改善投资与业绩质量提供参考，为完善我国经理人市场与高管变更机制、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经验证据。　　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可以从投资行为的过程及其结果等不同角度加以考察。本文以投资行为结果度量——投资效率为切入点，具体以Richardson(2006)建立的非效率投资模型为依据构建预期投资规模回归方程，并以回归所得残差度量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选取2001-2010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以残差度量投资效率具有科学性。投资效率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A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比例分别为37.13％和62.87％。总体而言，高管变更前后公司投资效率呈现明显变化:变更前一年的投资效率较其上年有所提高，变更当年的投资效率最低，变更后第一年投资效率得以改善，但第二年开始下降。分组研究表明，相对于常规变更，非常规变更前后的投资效率变化更为显著;强制更换前投资效率呈明显下滑趋势，强制变更后公司投资效率显著提高，变更当年投资效率最低;自愿变更前公司投资效率上升，但自变更年度起投资效率逐年下滑;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及其变化幅度均低于国有上市公司。研究证实，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　　以测度公司盈余质量为切入点，基于DO模型选取2001-2009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以残差度量公司绩效具有科学性。公司绩效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A股上市公司向上调增与向下调减盈余的比例分别为56.24％和43.76％。总体而言，高管变更前后公司盈余质量逐年下降。分组研究表明，相比于常规变更，非常规变更公司盈余质量下滑程度更大;无论是强制变更还是自愿变更，在[-2，0]期间公司盈余质量明显下滑，变更当年盈余质量最差;强制变更后第一年公司盈余质量得到改善，变更第二年下降;而自愿变更后两年公司盈余质量持续改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前一年盈余质量得到改善，此后出现恶化;而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前一年盈余质量出现改善，此后盈余质量一直呈下滑趋势;在[-1，2]期间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低于国有上市公司;依据当年经营业绩划分高管变更类型，强制变更前公司盈余质量下滑，变更后得到改善;而自愿变更前公司盈余质量略有改善，变更后出现恶化，从盈余管理的性质看，绩差公司调减盈余，而绩优公司调增盈余;非国有上市公司强制变更前后盈余质量变动幅度更大，自愿变更前后盈余质量逐步改善，这表现为调增盈余的程度逐年下降;依据前一年经营业绩划分高管变更类型，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前后盈余质量变化特征与国有上市公司类同:强制变更前一年调增盈余，变更当年调减盈余，变更后又调增盈余;而自愿变更前一年调减盈余，自变更当年起调增盈余，且变更后调增盈余的程度趋降。研究证实，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前后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预期投资、公司绩效及高管变更指数模型，选取5373家A股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变更、投资效率与公司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一方面可以遏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改善其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高管变更会加剧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程度，恶化其投资效率;高管变更遏制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的功效较非国有企业弱;高管变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但却会进一步加剧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高管变更既可以通过遏制过度投资行为从而改善公司绩效，也可能加剧其投资不足程度从而降低公司绩效。　　选取2001-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61天为窗口期，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事件具有信息含量;高管变更事件既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好消息，也可能被市场理解为坏消息，具体取决于市场对高管聘任的态度;变更公告发布前累积超常收益率呈上升态势，随着变更公告的发布，累积超常收益率表现为明显下降态势;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自愿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强制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非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　　选择2001-2008年我国A股市场高管变更数据作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变更公司经营业绩、短期及长期市场回报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的长期回报率呈下滑趋势，这种下滑并非是对高管变更公告时市场过度反应的修正;经营业绩越佳的变更公司，长期回报率也越高。分组研究发现，国有变更公司经营业绩优于非国有公司，前者的长期回报率亦高于后者;自愿变更公司的经营业绩优于强制变更公司，前者的长期回报率也显著高于后者。本文还证实，常规与非常规变更的长期回报率并无实质性差异。上述发现对完善企业高管聘任与考核机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为规范企业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与公司绩效，必须改革企业投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权责对等并与利效密切挂钩的投资项目“问责制”，完善激励与约束兼容的现代企业制度。　　2、遵循盈利、风险与发展评价指标有机结合的三维价值观，引入多元化与研发支出因子构建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符合企业业绩评价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失为完善现代企业业绩评价机制、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的趋同的可行选择。　　3、深入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落实国有企业产权的人格化代表，发挥产权自身所具有的监督与激励功能;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经理人市场并逐步加以完善，建立自身利益与公司长远利益同步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让董事长、总经理等公司高管能够“人尽其才”。　　4、建立一个完善的、执行力与公信力较高的信息披露监管机制，以规范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行为，有效遏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非法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各种行为的发生，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　　5、探索基于投资效率路径的高管变更传导机制，为构建一个市场化的高管变更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高管变更的投资行为与公司绩效的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三方面予以改进:①投资行为的细分;②投资质量的度量;③企业绩效的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