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呈现出快速且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2007年之后增速明显放缓,现阶段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实现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政府自1996年以来通过下调利率等多种措施来刺激居民消费,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渠道,探求中国居民家庭高储蓄水平的原因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目前中国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各项制度尚待完善。居民为了应对未来生活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会表现出谨慎性动机,从而减少消费、提高储蓄水平。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收入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程度。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也导致居民的消费行为出现明显差异。此外,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能够为家庭带来收益,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考虑到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和家庭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检验,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体制转轨时期居民相对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本文以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经济行为在制度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将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预防性储蓄和家庭财富对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全文共分7章。第1章为导论。第2、3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础,整理了预防性储蓄理论、家庭财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进行预防性储蓄理论在中国国情下的适用性讨论。第4—6章是全文的实证部分,也是分析的重点。其中,第4章在预防性储蓄理论基础上,结合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行为的异质性考察了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和消费习惯等对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第5章将人力资本与家庭资产一并作为家庭财富的组成部分,按照类型和性质不同区分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分别检验不同类型的家庭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渠道；第6章将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财富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整合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分别检验各因素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第7章是全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如下：第一,在Dynan预防性储蓄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约束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利用按收入阶层分组的城镇居民调查数据,首次按照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所受流动性约束的异质性将其分为受到流动性约束和所受流动性约束不确定两组,构造收入组间动态面板,运用随机系数模型详细分析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行为。结果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约束主要对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实际利率和消费习惯对各收入组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影响并不明显。从收入阶层来看,低收入群体降低消费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同时受到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较大。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主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有明显递减的趋势。第二,将附着于家庭成员人身的人力资本作为家庭财富的组成部分,引入到家庭财富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分析中,选取以户主受教育程度为代理变量的教育人力资本和以家庭医疗支出为代理变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进行量化处理。运用对比的分析方法,分别实证检验多组不同性质的家庭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居民的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非常明显。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健康人力资本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教育人力资本则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会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第三,利用划分收入阶层的城镇家庭微观数据,将收支不确定性、家庭财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等主要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使用稳健OLS的估计方法综合检验各因素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表现较为特殊。具体来说,低收入家庭所受到的收支不确定性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与其他三个收入组相反,收入和家庭规模对低收入家庭储蓄率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都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明显下降。低收入家庭表现较其他三个收入组明显不同,家庭储蓄率随户主年龄增长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而中低收入家庭储蓄率受到收入和消费两方面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大致相当。收入和教育、医疗支出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有较大的负向影响,其中教育支出对储蓄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家庭储蓄率随户主年龄大致呈现“U”型结构。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家庭储蓄率受到收入不确定性的正向影响大于支出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资产水平和家庭规模对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储蓄率随着户主年龄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变动趋势。高收入家庭受到的支出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大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正向影响。收入和资产对高收入家庭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家庭的储蓄率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变化与中高收入家庭较为类似,但变动趋势相比前者于更加平缓。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创造稳定的宏观就业环境。制度转轨时期产生的不确定性预期对居民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较大,不确定性预期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第二,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缩小贫富差距,完善收入分配机制。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释放这部分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完善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对促进消费、降低家庭储蓄水平有重要作用。第三,政府增加教育、养老和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尽快完善教育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广泛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助于降低居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预期,尤其是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第四,稳定住房价格,促使居民对住房价格形成稳定的预期。房价上涨过快或价格波动较大都会对居民的买房预期产生影响,从而使其不得不降低消费水平、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消费行为。因此,按照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调整住房供给,稳定住房价格,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第五,健全养老保险制度,降低老年人的养老成本和支出预期。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城镇居民对退休后收入水平的预期,能够降低居民在中老年阶段的储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