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农民画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艺术品类。它的变迁所折射的是半个世纪时代风云的变化。农民画是在新中国政体下,在政治意识形态外驱力的催发下,农民以配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为主题,产生的一种非专业类型的绘画样式。户县农民画是由户县文化馆来组织,文化馆专职美术老师辅导,以农民为辅导对象,既受政府部门的操控,又在农民的被动参与下,积聚了农民的智慧、才干和汗水而逐渐构建起来的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本文力图通过对户县农民画的图像分析,原始文献资料佐证及其对户县农民画家的访谈去钩沉这段历史。从身份定位、话语权力、互动秩序、认知策略、范式转换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户县农民画是如何在国家权力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互动下建构起来的,试图揭示出户县农民画与当时政治环境以至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反思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观察。第一章是身份定位。农民的政治身份使得农民画具有了文化上的优先权。建国后,农民的身份在政治语境中经历了一个逐步被挪用,在批评语境中被放大的过程。一方面专业美术工作者描绘的农民形象由阴郁沉重的“苦难者”向幸福喜乐的“主人公”转变,与此同时从群众美术活动中孕育出来的农民创作队伍开始登上舞台,掌握文化权,确定了创作主体的身份。本章分两节：一是政治语境中被挪用的身份,二是批评语境中被放大的身份。第二章是话语权力。国家权力话语通过对农民画的图式建构以满足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图像表意需求。首先国家权力主体通过建构“工农兵文艺”的共同知识来规训共同体成员的认知,但农民面对国家权力建构的共同知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他们本能地力图向权力中心靠近和借此提升社会地位。这既是个体不断完善和自我实现的社会心理机制,也是社会流动中不言自明的内在动力。农民依据个人感觉、经验、惯例、盘算等来分享这种知识,投入到农民画创作的队伍中。但是农民虽然有“发言权”,由于文化资本的欠缺仍需要知识分子的“代言”。农民画辅导者既在专业上是农民画作者的“老师”,又在思想上是“农民的小学生”,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辅导者产生了认同危机,对自身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焦虑表现出自我表征的游移。第三章是互动秩序。农民画的文本呈现出复杂的互文性,政治的图像符号、学院派风格和民间乡土风格同时杂糅在农民画的图像中。这种独特性是由农民画创作中多主体交义及互动关系构成,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农民画创作中的互文性是多重主体的交融的结果,具体体现在辅导老师与农民画作者及其绘画语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是互文性的创作空间。第二节是反思性的话语建构。第四章是认知策略。农民画的图像建构和规范,是国家权力话语在构建其视觉表意系统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工程。国家权力话语主体通过塑造典型记忆符号和高度提纯的政治性意象系统来重建新的秩序或理性,并从中掌握符号的权力,藉此巩固新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第五章是范式转换。户县农民画在大跃进时期陷入自我想象的困局。图像叙述的内容并非以客观事实为存在的基础,它只是浮夸地、虚妄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话语表达之中,是一种虚空的表达性叙述。大跃进后期到“文革”前期,户县农民画转入表达现实,描绘身边的历史,逐步形成农民画的典型范式。“文革”中后期,户县农民画被选为美术界的“样板”,沦为图像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