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层对欧洲整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认知状况,集中考察中共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对欧洲的认知状况,包括其欧洲观的具体内容及纵向沿革。本文的研究覆盖了61年的时间跨度,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于当下本文写作的2010年。这一时间段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几乎完全同步,欧洲的一体化始于1952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立,这两个共同体向来被视为是当今欧盟的前身。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扩展当代“欧洲身份认同”命题的思想视野。为此,论文引入了新的参照系：中国政治领导层眼中的欧洲一体状况。从他们公开的政治演说和讲话中,论文提取了特定的“话语”,并展开专门的深入探讨。鉴于笔者是欧洲人,所以整个论文是以一个欧洲人的特定视角切入,在分析相关的中文文献时,大量引用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资料和论著。本文尽可能借鉴当代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观念框架,从而构建出更为开放的观念场域,便于从更多的角度分析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论构成,具体分为六章。正文部分有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研究新中国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章采取相同的结构,包括一段简短的引言,对该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概括论述,对该领导人的政治世界观及外交政策定位的回顾,对该领导人的欧洲一体观的深入分析,以及一个小结。第一章回顾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研究的概念框架、研究目标及可行性论证,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第二章研究的是毛泽东对欧洲的认知,将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分为三大主要因素：意识形态的权重,中国近代史经验的影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经验。在毛泽东看来,欧洲是“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本文探讨了当时欧洲在世界格局中的真实角色,及其与毛泽东所预期的角色之间的具体差距。毛泽东的欧洲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同时,中欧之间缺乏直接现实的交流途径,这也造成了中国对欧美之间关系的误读。第三章分析了邓小平的欧洲观,首先将邓小平的政治世界观分为三个阶段：“反对苏联霸权的联合阵线”(1977-1982)、独立自主、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政策(1982-1989)及回应国际社会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1989-1992)。邓小平的欧洲观与他的外交政策变动是相关的：在邓小平的执政生涯中,欧洲最初被视为是中国潜在的伙伴,可以在对抗苏联及其他的军事事件中加以联合(1978-1982),随后,邓小平更为务实地看待欧洲,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促进和平的联盟组织,以及中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天安门事件是中欧关系的转折点,双方的关系一度极为低落,欧洲向中国施加的压力令邓小平重新谈到欧洲的霸权历史,并将欧洲的干涉称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形式。本章的结论凸显了中国的欧洲观中的“中国中心”视角,以及欧洲的普世主义对中国的欧洲观的影响。第四章探讨的是江泽民的欧洲观。本章首先结合全球化、多极化的历史语境,讨论了江泽民的世界政治观,同时分析了中国对于新的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的主张。本章也探讨了当代中国的“百年国耻”观念背景、“受害者”心态的终结,以及对于自身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国家观念。中欧各领域对话的常规化——欧盟1995年首度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中欧年度高级会晤制度——都增进了江泽民对欧洲的现实了解。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的欧洲观并不完全客观,而是受到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兴起的反西方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本章的结论部分特别探讨了欧洲与美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眼光,并提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并未完全理解其中的差别之处。第五章研究了胡锦涛的欧洲观。本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采用的政治话语的变化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特别考察了中国外交的新趋势。本章结合了中欧作为“形成中的轴心”(2003-2006)的时代关系、“不和谐”(2006-2008)的经贸摩擦,以及令中欧关系降到新世纪最低点的2008年外交危机。本章的结论部分提出,第四代领导人首次以“独立”的眼光看待欧洲,然而中国与欧洲之间在国际秩序及价值观方面依然存在着现实的“不对称性”。结论部分还对中国的“天下”世界秩序观与欧洲的普世主义做了比照与反思。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新中国四代领导人从个人的欧洲观到集体的欧洲观的变迁过程；第二部分,归纳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认知；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对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的认知状况；第四部分,总括四代领导人对欧盟身份的认知,特别是对欧洲价值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