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梁,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翻译研究的历史上,翻译策略一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一直是长久争论的话题。归化的翻译策略要求译文应该自然,没有翻译的痕迹,原作和译者应该保持透明,然而保持原作的文化特色、语言特点和行文习惯是异化的要求。传统的翻译理论一般建立在两种文化、语言处于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追求语言的准确传递或意义的对等,然而随着翻译理论的日益成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逐渐转向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因此,两种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策略选择,归化和异化,就成为了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尤其是殖民帝国的垮台、冷战的结束、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到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和反思翻译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造成文化间地位的不平等,而文化间的权力差异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后殖民的翻译理论站在弱势文化的立场,主张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强调文化间的差异性,达到反抗文化霸权的目标。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殖民主义。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和媒介,语言的选择实质上就是文化地位的表现。当今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地区的语言格局,突出的变化就是英语作为国际语产生的语言帝国主义。本文尝试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表现分析英语语言霸权的原因,进而说明文化和语言间的不同地位使译者进入了复杂的权力网络,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深刻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　　 本文首先通过回顾翻译理论历史上的归化异化之争说明传统翻译理论的不足,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即翻译是不同文化权力之间互相争夺的场所和文化间的权力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接着,在分析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时,本文从语言霸权的角度深入分析英语语言及英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霸主地位的历史原因及具体表现,同时说明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在强势和弱势文化影响下的不同选择和具体应用；最后,不同于后殖民理论主张的异化策略,本文作者认为后殖民理论三巨子之一的霍米·巴巴提出的杂合翻译策略是最好的选择。杂合翻译策略不仅可以解决归化、异化策略局限性的问题,还可以实现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相对充分和平等的对话,从而更好的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