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三元悖论政策组合对于中国和印度金融稳定的影响。本文发现，两国政策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选择高水平的汇率稳定以及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放弃金融开放，符合三元悖论的假设。而印度作为同样的新兴发展大国，印度选择降低货币政策独立性，保持一定的汇率灵活性的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开放，这样的做法是违背三元悖论假设的。基于此，本文意图验证，无论是否遵守三元悖论假设，一国的这三项政策组合都能作用于金融稳定水平的提升。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一国政策目标的偏好与本国的实际发展水平紧密相连，政策的选定具有结果导向性，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制定的，而每个国家发展方式、程度都有所差异，因此政策也会千差万别，不是所有国家都会只在这三个政策之间做出三选二的取舍，而是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方向。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选择角解点，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更加趋向于“不可能三角”的中间区域。更进一步，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又与众不同，中国选择了维持高度稳定的汇率水平，低水平的金融开放和一定水平的货币政策独立，符合三元悖论的假设，而印度则是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选择，选择趋向于中间化，背离了三元悖论假设。⑵叙述了关于金融稳定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一国政策目标的选定与本国致力于实现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可分割，可以说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因此许多学者也在着力验证三元悖论对于经济发展、产出波动亦或者物价水平的作用，与此同时，本文也注意到三元悖论对另一重要宏观政策目标，金融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过往研究中被许多学者忽略了，但其在当今经济形势下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⑶分析了两国政策组合的变化趋势，验证了以往学者得出的观点。在研究时，为了体现重要事件以及经济形势节点对于分析框架阶段性变化的影响，笔者将1998年 Q1至2016年 Q3划分为四个时间区间，并且加入外汇储备占G D P的比值作为第四维度加入分析框架，这是因为外汇储备能够有效维持“不可能三角”的稳定性，通过画出的雷达图，发现中国确实一直保持着高度汇率稳定，在区间四稍有回落，但依然是维持在高水平，金融开放度则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另外货币政策独立则常年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并于近年来有所提升，而印度的汇率稳定性逐年下降，汇率逐渐实现灵活变动，金融开放度也是呈逐步开放状态，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中国较低，且中间化趋势明显，整体来说，中国政策组合更加符合三元悖论假设而印度则更加中间化，背离了三元悖论假设，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两国政策组合的差异之上。⑷分析了两国目前的金融稳定状况，金融稳定涵盖了与金融体系相关的诸多方面，因此，本文参考IM F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金融稳定报告的研究框架，分别从国际经济、国内宏观经济、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业五个方面多个指标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估。发现近年来中印两国均保持了一定的金融稳定，未有较大风险产生。⑸分别从单个政策目标出发，汇率波动方面，汇率会通过商品价格、金融资产价格分别作用于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汇率还会通过资本流动影响到金融市场波动和银行信用风险从而影响金融稳定，另外汇率波动还会带来货币和存贷款期限错配问题进而影响到给银行带来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最后也会通过提供外汇交易中介服务产生市场风险，最终影响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笔者认为外国经济政策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两点，一个是干扰或者对冲本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是迫使一国改变货币政策以平衡国外经济政策改变带来的冲击，进而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作用发挥，从国内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来看，货币政策会借助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信贷规模、利率、资产价格、汇率进一步影响不同金融部门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也会作用于市场预期，可以通过公开货币政策的确切走向，增加公众对政府调节经济方向的把握度以此保证公众对市场预判，从而保证金融市场不因投资者情绪干扰而出现大幅波动。最后，金融开放对于金融稳定的作用是双面的，利弊都存在，正面作用体现在：首先金融体系规模扩大，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共同形成竞争格局，有利于效率提升，避免风险集中；其次金融产品种类增多，投资者选择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同时金融开放也将促使监管部门更好地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有利于监管水平的提升。然而，对于像发展中国家这样金融体系不完善，抵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市场环境，金融开放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冲击。金融开放意味着国际资本能够自由进出国内市场，尤其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涌入会严重干扰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银行业的信贷规模等等，从而严重损害金融稳定性，这种情况在金融监管不到位或者货币政策未有效发挥时，其危害性则更加凸显。⑹运用熵权法构建了两个国家金融稳定指数FIS，FIS侧重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以及三元悖论指数用以衡量两个国家的三项政策目标选择，本文采用两国1999年 Q1至2016年 Q3期间两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实证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设，即中国与印度两国的政策组合都会对该国金融稳定性水平的提升产生正向作用，对于中国而言，分化的政策组合更利于金融稳定性的提升；对于印度则相反，集中化的政策组合更利于本国金融稳定水平的提升。也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一国在制定政策时并不一定会遵守所谓的三元悖论，而是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也就是说不一定要满足三元悖论的约束也同样能实现本国金融稳定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