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一生自负才华出众，少时便胸怀儒家济世救国情怀，希望能在仕途有所作为。但诸多原因使得他的仕途几番坎坷，所以学杂百家的王绩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他的复杂情感也在诗文中得以体现。研究王绩思想流变在创作中的体现，应以他第二次归隐为界。王绩第二次归隐前，主要是儒家观念占据主流。他十五岁便入长安拜谒越公杨素，以聪敏好学、博闻强记，论及时事时瞻对闲雅而获得盛名。他也曾远涉雁门、胡中，仍不忘以苏武自比，持节不屈，乃至第一次归隐后依然牢记旧时抱负。待到李唐王朝呈现出新气象时，他又欣然前往。虽然王绩也曾表现出道家“无用而全身远祸”和“无为而治”的人生信条，但这只是一种“无道则隐”时寻求的精神安慰和寄托。直到王绩第二次归隐，他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才渐渐淡化，政治热情也随之消退。王绩待诏门下省多年，终未获职。又因兄长得罪朝廷重臣使得“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以及犹似隋末之乱的玄武门之变，使得对政治祸患非常敏感的王绩终于失意而归。虽然他也曾第三次出仕，但那不过是最后一次不甘心的挣扎罢了，他并未像年少之时那般努力进取。第二次归隐后王绩纵情于山水、酒瓮之间，极少关心世事，其思想中的儒、释、道等多家思想终于内化为“自适”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