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和产出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试图为中国政府正确应用金融经济手段,促进产出稳定方面提供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该框架通过解决以下四类问题而展开:(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饱受贸易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困扰,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常遭多重冲击的国家还能实现长久的高速增长?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某种机制,发挥着冲击吸收器的作用? Beck和骆振心等关于金融发展治理各类冲击的作用的矛盾观点,到底哪个结论更接近中国的现实呢?(2)金融发展是孕育和成长于经济结构的大环境中的,那么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其对各类冲击的治理作用呢?具体的影响是如何的?(3)金融发展是内生于金融结构的,那么金融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治理各类冲击的作用方向又是怎样呢?(4)鉴于以上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对产出稳定的复杂联系,我们能否提炼出一个主要的影响规律呢?该规律是否受现实数据的支持呢?第一类问题,在本文的第2章部分,分别从理论推导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对此作了回答,回答如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饱受贸易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困扰,这样一个常遭多重冲击的国家之所以能实现长久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中国金融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理掉贸易冲击,正是这种机制发挥着冲击吸收器的作用。该结果与Beck的跨国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与贸易冲击的关系不谋而合。第二类问题,金融发展是孕育和成长于经济结构的大环境中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着金融发展对各类冲击的治理作用,同时,我们第2章的第二部分实证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发现,经济结构的非国有化倾向有利于增强金融发展对贸易冲击的削减作用。关于第三类问题,本文的第3章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的非国有化有助于减小通胀冲击对产出稳定的影响,但同时却会增大贸易冲击对产出稳定的不利影响。第四类问题,在本文的第4章部分,针对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以上复杂而紧密的关系,并且参考林毅夫金融结构优化论的成果,我们提出了“结构匹配假说”,即我们认为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匹配时更有利于经济稳定,反之,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为了证明我们的假说,本文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同时结合Driscoll and Kraay的方法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做了严谨的实证,实证结果也基本支持了我们的假说。此外,我们还发现几个有价值的结论,如:(1)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利于经济稳定。(2)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大,越利于稳定。(3)坚持对外开放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