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结社之风盛行,文人士子多以园林为载体进行交游活动,以此表达政治及文化诉求,文人园林的特征在这一时期非常明显。园林不仅是交游的平台,更是维系文人士子的身份及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明清易代之后,文人园林则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冒襄的水绘园为代表,考察其作为遗民园林在易代之后的生存状态,以及遗民群体在新政权下的政治及文化作为。政治上,他们并未放弃恢复故国的希望和努力；文化上,他们对于明清文化的衔接和传承、扬州地区的文化重建都有所贡献。而遗民群体与地方官员之间也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地方文坛领袖的遗民们想要得到地方官员的庇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想获得遗民文化精英的认可,尽早融入地方社会,彼此相互需求、一拍即合,遗民园林成为了最好的庇护所。然而新的政权毕竟已经建立,纵观这一时段内,大部分江南遗民园林的遭遇及变化,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成为禅房道观,甚至还有的成为了歌颂升平的场所。整体来看,遗民园林的影响力是在逐步消退的。到了盛清,园林再造之风兴起,旧有园林得到改建,新的园林也拔地而起。园林活动的参与者扩大到各个阶层,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属,皇帝、地方官员、文人名士、富商巨贾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园林活动的功利色彩逐渐明显,其功能也越加复杂,开始了公共化、商业化、慈善化的进程。遗民主导的园林随着时间推移,基本再难见影踪,取而代之的是属于新朝士人的文化空间,以随园为代表的盛世园林,消除了政治对抗的紧张氛围,洋溢着平和而随性的气息。从水绘园到随园,江南园林历经末世、鼎革到再度繁盛,最终在盛世之下成为了平和安逸又多具功能的地方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