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强制许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其实施往往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因而不可避免的会限制到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倘若过分的强调专利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而忽略专利在私权保护中的作用,必然会导致矫枉过正的恶果。因此,如何对强制许可制度本身进行反限制,既是救济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又是强制许可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专利制度起步较晚,相关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在专利强制许可中,现行立法仅仅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这就导致如何规范强制许可实施并为专利权人提供救济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首先,在强制许可的颁布事由上,现行专利法规定了普通强制许可、滥用权利的强制许可、公益性强制许可及依赖性强制许可这四种情形。但是,对于每种情形该如何认定,立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由此导致专利权人抗辩强制许可的不当实施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对于强制许可使用费,立法中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交专利行政部门裁决。但是,专利行政部门具体怎样计算使用费,相关立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最后,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后权利人后续保障措施,在防止强制许可的不当实施,及时救济专利权人的合法权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后许可终止的情形、终止生效时间以及许可终止后的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均缺乏明确的规定。基于此,本文先采用法条分析法,结合相关立法,具体分析我国专利强制许可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运用比较研究分析法,针对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分析比较域外立法的基础上,从中汲取有益经验。最后,针对我国专利强制许可救济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强制许可的具体颁布情形以完善强制许可颁布前的抗辩救济。针对专利强制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笔者在分析四种强制许可特点的基础上,独创性的提出了四种不同的使用费计算方法。对于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后保障措施缺失,本文通过明确强制许可终止的情形及具体生效时间,并对许可终止后的责任追究采取惩罚性赔偿,进一步完善终止强制许可的法律救济。本文希望通过完善专利强制许可颁布前的抗辩救济,明确许可使用费确定的救济以及建立健全强制许可终止的法律救济,为专利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权利救济体系,以此来平衡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最终,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发明创造的良好风气,让科技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