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主流思想虽然是宋明理学,但是儒家传统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发展,诸如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三教合流及儒、佛的世俗化,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世俗化等等,这些主流思想和新发展在明代《论语》注本中常常有所表现,如此明代学者在诠释《论语》时便表现出不一样的路向。对于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的研究,本文的切入点是“仁”“礼”“孝”“君子”“小人”,这并不是说诸如“义”“智”“信”等不能用来说明明代《论语》的诠释路向,只是“仁”“礼”“孝”“君子”“小人”表现的更为突出显着,内容也更为集中丰富。所以,本文通过对比选择,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学者的《论语》注本——蔡清的《论语蒙引》、焦竑的《焦氏论语讲录》、郝敬的《论语详解》、刘宗周的《论语学案》以及蒲益智旭的《论语点睛》,搜集其中关于“仁”“礼”“孝”“君子”“小人”等五个概念的诠释,以著作为章,以“仁”“礼”“孝”“君子小人”为节进行阐述,由小见大,从中透视其诠释路径与意向。文章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蔡清的《论语蒙引》进行阐述,他在著述时,参引了大量朱子的注释,并对朱子注释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将“仁”解释为“心之德,爱之理”;认为“礼”就是“理”,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认为孝要落实到实践上,要出于礼、发乎心;对于君、子小人,他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观点。蔡清对于“仁”“礼”“孝”“君子、小人”诠释的整个行文表现了明显的宋学色彩。第二章的研究对象是焦竑的《焦氏论语讲录》。焦竑是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并且他还具有三教会通思想,故而在《焦氏论语讲录》中诠释“仁”“礼”“孝”“君子小人”时,便带有了明显的阳明心学色彩、平民主义色彩以及三教会通色彩。在具体阐释“仁”时,他说“仁”是心体,并且“仁”讲究万物一体;说“礼”时,他将“礼”上升到哲学层面,形而上地将“礼”解释为“理”,并继承《礼记》中“礼”之本为“忠信”一说;认为“孝”就是要尽心,反对愚孝;认为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心体上,心体完全便是君子,而君子与小人在具体细节上的不同之处也都是因心体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第三章乃是研究郝敬的《论语详解》。该著作是宋学向汉学转变的奠基之作,在材料运用上,大量引用“五经”;在学术观点上,采纳宋明理学观点,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他在论释“仁”时,将“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合,从哲学的角度,将元气论与心学统合,引出“生生之仁”,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对于“礼”,他认为“礼”之要即“良心”,强调“礼”贵在“中和”。在对“孝”的诠释上,表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即不单言“心”,更多强调的是实际行动,并且他还将“孝”与事君结合,主张“以忠统孝”。对于君子小人,他认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精神命脉不同,并且君子与小人非天生注定,可以通过后天修养实现,从而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实现了统一。第四章阐述的是刘宗周的《论语学案》。该著作既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融合的代表作,也是试图对阳明心学进行纠正的著作。刘宗周的学术思想统合了程朱陆王以及张载的学说,所以在阐释《论语》中“仁”时,他将“心”、“性”、“理”、“气”四者进行了创新性阐释,以性说“仁”,将“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合的更为微妙、融洽。对于“礼”,他认为“礼”的根本就是“无体之礼”;对于“孝”,他认为“孝”是天命之性,是良知良能,是需要心与实践统一的。对于“君子小人”,他则结合元气论,指出钟于阳明之气的是君子,钟于阴浊之气的是小人;将心学与理学结合起来,用“理”“意”来说明君子小人在“周比”、“和同”上的差别,表现出了其独有的心理同忧特色,与其他四人完全不同。第五章研究的是蕅益智旭的《论语点睛》,该著作是蕅益智旭在其所创“一念心性”思想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他援引大量佛家用语和观念,将儒佛两家观念在《论语》的诠释中融合的十分合宜,使得儒、佛更加世俗化。在诠释“仁”时,他援引佛教“性体”说,结合阳明心学,释“仁”为本觉之体,强调“仁”是心上工夫;对于“礼”,他亦是佛儒融通,将“礼”视为体义,结合阳明“格物致知”之说,说明“礼”的来源;对于“孝”的解释则表现了显着的儒、佛世俗化特点,他以孝亲思想为切入点,从心性论角度出发,极力阐发佛教的孝亲观、孝慈观,主张不废世间忠孝而成就出世忠孝,试图消除佛教出世之孝与儒家伦常之孝的根本差异;对于“君子小人”,他依旧援引佛家用语来诠释,比如菩提心、生缘、法缘、无缘、爱见之慈、情执,等等。所以对于“仁”“礼”“孝”“君子小人”的种种解释都体现了儒佛会通的特色。通过对明代五种《论语》注本中“仁”“礼”“孝”“君子小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的诠释路向是有很大差别的:蔡清是在依循朱熹之注;焦竑是依循阳明之注,同时具有平民主义和三教会通思想;郝敬是深化阳明之注,同时注重经世致用;刘宗周是统合心、理阐释;蕅益智旭则是统合佛学与阳明心学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