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以“道”与“路”关系结构为前提，对鲁迅研究与鲁迅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探析。全文共分为四章，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鲁迅研究的“圣化”与“道路”问题。本章主要对鲁迅研究中的“道路”问题进行理论反思。由于鲁迅自身所具有的“较崇高的人格”，“圣化”成为继承鲁迅精神遗产的一类知识分子表达敬仰的内在诉求。但是，不管鲁迅“圣化”为何种内容、何种性质的道德榜样，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种“伟大的存在”，必然牵涉到对鲁迅的“学习”及其所要“学习”的“道路”问题。因而，圣化其实是对人所走的道路的圣化，圣化问题的本质就是道路问题。在关于鲁迅“道路”的所有评析中，瞿秋白的总结与概括具有一种经典性的意义。这是因为，瞿秋白关于鲁迅的道路论第一次初步确立了系统、宏大的理论说明体系，在客观上已成为鲁迅研究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但是，正像我们有必要对瞿秋白的鲁迅论从“一定”的意义来肯定一样，瞿秋白的道路论亦需要从“一定”的意义来认识其必然的历史限定性。在本文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从……到……”的叙述模式。外在的理论图式只是对鲁迅道路的一些现象的归纳概括，而不是对鲁迅道路本真存在的揭示。因此，如果要切入鲁迅道路的本真存在，就首先需要从根本上改变问题意识和转换问题框架，从“应当怎么走”的思维规范与道德焦虑中跳跃出来。而我们重新确立的问题框架就是通过鲁迅自己在“走”的践履中所显示的思想特性与复杂性，让鲁迅的道路问题与意义得以自行呈现。第二章：“回到鲁迅那里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本章主要从“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启蒙意义、方法论问题与“回到”的立场、意旨几个方面对鲁迅与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充分表达了知识分子那种不断追问前提的怀疑精神的复归与不断逼近真理的本源性冲动的甦醒。“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在对原有“研究系统的方法论”提出批评的同时，也在试图寻找更为合理的研究体系来取而代之，对体系的依赖和迷恋使其从根本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理论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体系的概括形式是否符合鲁迅的思想方式，而鲁迅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却是非体系和反体系的。因此，鲁迅思想难以概括的复杂性不是需要我们建立更为复杂和稳固的理论体系，而是说明理论体系对于鲁迅自身的不适宜与不可能性。以什么样的形式把“鲁迅是谁”的事实呈示出来，决定着我们将会以什么样<WP=5>的认同来理解鲁迅，它直接制约着如何“回到鲁迅那里去”的立场问题。回到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事实是基本的认识前提，而要真正回到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与以知识分子立场讨论问题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能否回到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讨论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回到鲁迅那里去”与“回到自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二者的共同前提都是对知识分子自我立场的理解与回归。“回到自己”构成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前提，也构成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意义，从而成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一个本质问题。第三章：“道”与“路”的理论问题。本章主要从“道”的意义、“道”与“路”的关系结构、“道”与“士”的历史源溯以及“道”的内在困结性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理论分析。在汉语文化世界中，“道”作为一个原生性、理念性的语词，成为东方哲学中意涵最丰富、也最易生歧义的具有元话语性质的最高范畴。“道”的字源与词源说明了道与路在意义上所存在的一种本质关联。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道器论体现为抽象法则与有形器物的关系，那么本文所提出的道路论则体现为理念意义与人的具体实践的关系。 “道”与“士”兴起于春秋时期王权崩溃的历史缝隙之间。由于“士”对教化与思想责任的承担，“道”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与丰富，而在对“道”的意义进行提升与丰富的过程中，“道”也同时规定了“士”的基本思想与人生道路。占据“道”之主流的儒学的浓厚的政治伦理性，决定了“道”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内在理性支持，而不可能通过自身来解决问题，这就产生了“道”而“不得其路”的内在困结性问题。第四章：鲁迅对“士”之“道路”的现代反思。本章主要根据鲁迅对“士”之“道路”的整体批判，来揭示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鲁迅对于传统之“道”的内在同情为他反思与批判士的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尽管儒道赋予了士阶层安身立命的价值意义，但它“不得其路”的内在性困结与脆弱性也给士阶层的道路实践带来了自身所同样难以消解的问题。“道”自身的脆弱性意味着士在道路实践中无论坚持与否，都必然是悲剧性的：坚持“道”的理想就意味着“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悲剧，认同“无道”的现实则意味着对“道”的背离与自身的异化。鲁迅对士之道路问题的批判，是现代知识分子在自我建构过程中对传统资源的一种必然的清理，是着眼于现代意义而言的，因此士之传统问题也正是知识分子现代性问题的一种迫切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