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技术对生命、健康、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刻,人们对新技术尤其对其潜在风险越来越关注。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和态度是决定新技术命运的重要因素。政府和公众对新技术的认知和态度,与科技报刊对新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尽管世界各国的生物技术科学家对转基因相关运用领域(比如转基因食品、作物等)的安全性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该技术潜在的技术风险究竟有多大,科学界没有定论,属于典型的风险技术。这类技术常常容易引发激烈的争论,在政府、科学界、媒体和公众中形成不同的立场和派别。面对与生命、健康、环境息息相关的新技术,面对立场不同的媒体报道,公众无所适从。尤其安全性没有得到完全论证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该相信谁?公众失去了可靠的消息来源。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体对受众社会认知的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于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本文将研究重点分析转基因报道的规律、特征、不足以及探讨风险技术报道的对策分析。本文以科技类主流报纸《科学时报》和《科技日报》中的转基因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95年至2010年16年间两报纸所有转基因报道进行分析。首先从报道数量、报道出现的版面、报道类型、报道议题选择、报道向度以及报道的框架等方面对转基因报道进行数据描述与定量分析,之后在定量分析基础上分析我国科技类报纸转基因报道的整体特征和不足,并从中探讨出媒体风险技术报道的原则和策略。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转基因报道整体上呈现出来的特点有：数量没有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报道版面主要为国际新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报道类型绝大多数为消息；消息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为科学家；报道语气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不同的报道议题其整体报道语气也有所不同；报道框架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转基因报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消息来源较为单一,对国外报道存在较强的舆论导向,缺乏公众参与传播意识,报道框架依然较为单一等等。媒体在对风险技术进行报道时,从新闻报道层面看,应该尽量做到平衡报道、完整报道和科学报道；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转换目前的传播模式,即由“科技主义”向“民主主义”传播模式转换。提供合适的版面,鼓励公众对风险议题展开讨论,参与有效的风险沟通并促进风险决策。在新闻传播层面则体现为逐渐走向“公共新闻学”作为风险技术传播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