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其主体是农民,对当下农民生存状态的考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发展方向。“乡下人进城”的书写与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紧密相连。众所周知,自1979年改革开放开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松动,加之新世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数以亿计的乡民从广袤的黄土地上挤进城市,形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社会大迁移运动。如果说传统的乡村生活是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家庭宗族的凝聚和延续,那么现在的乡村生活则是人对土地的背叛,是家庭宗族的溃散和终结。“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事也于此繁荣,并成为当代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潮流。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孙惠芬就把写作的目光投向广阔的中国农村,关注广大乡下人由乡进城后所感受到的时代巨变和历史冲击,“乡下人进城”是她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叙述角度。“我最初写作是为了逃离,书写的是对乡村世界的叛逆,后来的写作是为了守望,书写的是对乡村土地的怀念和怀想,这是变化,而一直不变的是,在作品里,我都努力揭示人性的困惑和迷惑,努力抵达人性的深度和命运的深度”。她把乡下人进城的行为看作一种精神上的突围,并一直思考着他们的精神困境和出路问题。毫无疑问,“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有价值所在”②。从辽南庄河走出来的作家孙惠芬始终敏感于每一位进城者的情感起伏：他们对城市幸福生活的美好幻想和被裹挟在社会洪流之下盲目冲动地挣扎于时代的巨变,他们既要忍受着在城为边缘人和又要承受起回乡为陌生人的双重苦痛经历。作者始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走进、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书写出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和其生活语境的历史变迁。于是,“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由于其对城乡关系的敏锐把握而成为考察和透视中国现代性的最佳视角与聚焦,并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实际意义。本文论述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分析其笔下“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建构一个孙惠芬的小说世界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考察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察中国的现代性,由此说来,城乡关系的书写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书写,就是考量中国现代性的一种聚焦方式。抱着这个研究目的,本文试图分章索解孙惠芬笔下的中国现代性聚焦：其一,当代中国人(尤指农民)的“生存”空间与作家笔下的“书写”空间的关系。其二,小说中人物的生命历程和当下中国历史的关系。其三,同样都是书写农村和乡下人,孙惠芬笔下的“歇马山庄”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之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