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和核心要素，在具有优势和条件的地区，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服务企业的空间运动和发展呈现出集中的特点，常以金融业集聚（群）的形式出现，并可能形成金融中心。金融业集聚（中心）现象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已有关于中国金融业集聚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由于忽视了空间性、异质性或时空尺度分析狭窄等问题，相关研究仍需拓展和完善。在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下，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异质性视角探讨了微观异质劳动者、企业异质如何影响总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解释了现实中的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对解释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的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异质性，打破了大多数经典统计和计量分析中相互独立、同质性的基本假设。因此，本文运用新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考虑空间性、异质性对金融业集聚的作用，以空间计量经济学等为研究方法，分析中国金融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及成因，以期对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梳理了金融业集聚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文献，在进行初步探讨和总结基础上，分析了规模经济、空间区位、信息流等对金融业集聚的影响机制，与此同时，金融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也影响了规模经济、区位、信息流等，这些要素与金融业集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对外开放、工业支撑、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知识溢出、城乡居民储蓄、规模经济、城市环境、政府支撑是中国金融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就金融业发展及集聚路径，金融产业的自身特性为其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对外开放是其外部动力，经济水平是其必然性前提，人力资本和专业机构是其核心动力，区位条件是其基础条件，政府规划引导及政策其外在推动力，金融机构的不同战略与结构是其分布的内在决定因素，金融资源供给和需求力是其形成基础，金融信息腹地是其引力，规模经济加快了其形成，金融业集聚地（中心）是其形成的支撑，城市功能扩张是其演化和转移的动力因素。本文回顾和总结了中国金融业及其主要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历程。然后，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分区域层面、省域层面、城市层面、分行业层面详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集聚态势。总体上，中国金融业空间集聚态势明显，程度逐年提高，大多集聚于东部沿海省份，四大经济区内集聚现象明显但特点不同，有区域核心城市或人口规模大的省份集聚明显，经济增长动力强劲的省份发展水平提高迅速，四大经济区外围省份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东部沿海的扩散作用没有完全充分发挥，西部等地区集聚态势需要加强。整体上，区域金融业集聚发展呈非均衡性状态。这是基于地区、省市、城市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形成和累积能力、人口规模、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程度、金融资源的流动性、政策支撑力度等不同，具有异质性，影响和造成了中国金融业发展及集聚的差异性。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下，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1992-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选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基于金融资源的省级差异性考虑了异质性，构建了金融业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分别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估计，提供了相关计量检验。首先，运用区位嫡法计算了1992-2010年中国31个省的金融业集聚程度，并对其进行空间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992年、2001年和2010年的金融产业存在着显著的全域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分析了1992年、2001年、2010年省域存在着显著的局域空间相关性，根据全局Moran’s I指数、散点图和各省际区域的空间相关模式，认为中国省域金融业集聚存在着地理空间分布上的依赖性和异质性。其次，依上述文献，选择了知识溢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等9个指标作为影响中国金融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运用于Arcviews3.3和Geoda0.9.1等软件分别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和空间计量建模，对比1993、2001、2010年中国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金融业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并结合中国社会经济、金融业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和现状，以静态和动态角度详细分析了中国金融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变化。在理论及实证基础上，阐述了中国金融业集聚发展的问题及成因。以此为基础，基于中国省域间金融业集聚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本文认为各省域应积极加强相邻之间的区域金融合作，减少相邻之间的金融交往障碍。结合中国金融业及其集聚发展现状、态势，并借鉴国外金融中心发展经验，对今后金融业发展及其集聚提出了政策建议：借助国民经济发展推力，搭建金融集聚战略支撑；构建和谐金融市场体系，引导金融资源自由流动；合理优化布局金融分区，发挥金融极化扩散效应；营造省域金融互动机制，实施不同区域金融集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