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结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实际,建立的旨在切实帮助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的一项制度。其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并设置了例外查询的情况,很好地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结合了起来,顺应了我国刑事法域越来越重视人权保障的趋势。同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是对我国现存前科制度的一个修正,从未成年人这一法律保护的特殊主体入手,慢慢削减前科制度在刑事领域的影响,以限制其连带效果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少对制度建设的细化规定,导致了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种种理论和现实的困难。梳理我国刑事法域关于未成年立法的发展脉络,了解我国当前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实际情况,洞悉该制度背后的正确价值导向,才能在坚持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去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的路径。本文就从这些方面入手,分三部分进行了研究:第一章着重对我国刑事法域未成年人立法的发展概况进行了回顾,并在分析和梳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立法缘由的基础上,考察该制度当前在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该制度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为后面的分析论证提供了基础性依据。一方面,矜老恤幼是我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这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处事基准,更是为我国各个时期的法律所确认,尤其是刑事法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性,刑事法律从刑事责任年龄、犯罪后从宽处罚、刑罚适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特殊的规定,且这些规定都以由抽象到具体的从宽为原则。另一方面,为在刑事法域进一步将人权保护由理念变为现实,贯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导原则,理顺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之间的关系,推动我国法律发展更加符合国际趋势,并最终有利于未成年犯回归社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便应时而生。同时,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在该部分还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方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处理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对犯罪记录和前科、犯罪记录封存和犯罪记录消灭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区分,旨在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基础,并确保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基本统一,增加论证结果的可接受性。第二章重点剖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价值导向方面的积极意义和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域外国家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问题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简单的考察。从哲学、社会学、刑法学、犯罪学和法理学等多个角度,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背后的价值意义,才能夯实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并为司法实践中的坚决贯彻实施提供理论依据。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成年人,淡化并逐步消除了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尽可能的为失足青少年创造良好公正的社会环境,限制了刑罚的连带惩罚性后果,这些都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背后所闪现的积极价值观念。也正是看到了该制度背后的重大价值导向作用,我们才通过分析观察德国、日本、法国和俄罗斯等大陆法系国家在未成年犯罪人犯罪记录的有关立法,以此来进一步检视我国的相关法律理念,并在对比中进行技术上的取长补短,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路径。另外,本部分也回应了社会民众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否降低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成本而放纵犯罪等方面的质疑。第三章主要分两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分析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过于原则的立法规定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其次是就上一部分所提到的不足,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所提出的一系列相对严谨的制度性构想。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贯彻实施出谋划策,以期达到制度设立的初衷,切实帮助并鼓励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该制度当前的主要缺陷主要存在于封存主体缺位、查询条件设置不当、启动模式僵硬、责任条款缺失、与审判公开原则的冲突和封存效力不明确等六个方面。主要还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了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种种混乱。查明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才是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办法的前提。针对上述问题,在比较和分析之后,笔者从细化法律规定、明确封存效力、确立混合启动模式、严格查询条件和程序、明确检察院的监督职责、建立权利救济制度、进一步管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对具体但还不算成熟的完善制度建设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