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冲突,导致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再加上近些年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弱化,越来越多的纠纷被诉至法院。近些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激增,法院、法官疾呼“不堪重负”,而民众却发出“诉讼难“的呼声,司法资源的困顿日渐凸显。在我国当前能动司法理念的指引下,如何让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诉讼效率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诉讼的裁判结果能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促成市场经济中的人们达成交易行为,并对产权的保护与合同的履行有着重要作用。从纠纷类型看,诉讼的绝大部分案件是民商事案件,民事诉讼制度的运行直接影响着整个司法体系的运行。民事诉讼效率的提升对司法体系、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有着重要意义。国内法学学者主要是从民事诉讼程序完善和审判效率提高两个角度对民事诉讼效率进行研究,对民事诉讼效率的内涵理解比较狭隘。效率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法经济学的发展为民事诉讼效率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就是基于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而展开的。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民事诉讼效率分析的框架。因而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1)民事诉讼效率的内涵是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2)提升民事诉讼效率的路径是什么?受哪些因素影响?(3)诉讼主体的动机是如何影响民事诉讼效率实现路径的?存在哪些问题?(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提升民事诉讼效率?本文的主体结构共分为八章,在第一章提出研究民事诉讼效率的重要意义后,第二章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查找研究民事诉讼效率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由于法律背景以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对民事诉讼效率的内涵的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程序效率,仅指程序运行的成本最小化；另一种在程序效率基础之上,提出规则效率的说法,认为规则效率就是判决所确立的规则是否实现权利分配的经济效率。规则效率的提出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之上的一种法经济学对民事诉讼效率的解读。普通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是判例法,它们一直奉行的是当事入主义的诉讼模式,当事人是诉讼的控制者。因此学者们认为是当事人的诉讼选择推动着普通法的演进,并实现着权利分配的经济效率。我国的法律渊源是成文法,民事诉讼的主要作用在于实现实体法所确立的权利,保护实体法的威慑力,而不是创设法律。因此,在成文法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作用在于其对法律的准确理解与运用。通过梳理西方诉讼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主要理论模型,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构想。第三章在前人的理论研究之上,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特点,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了民事诉讼效率的理论框架。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既体现了法律运行的“投入-产出”效率,也体现了法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成文法国家,民事诉讼的最大收益在于提供了一种保护实体法权利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的提供需要准确的裁判予以实现,而裁判的做出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人们认知固有的缺陷性,导致民事诉讼效率所能实现的只能是时间、成本约束下最优准确性。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最优准确性是达到诉讼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与社会成本投入的均衡。提升社会最优准确性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在准确性较低的情况下,增加社会投入进行提升；二是在准确性较高的情况下,保持既定准确性的前提下,减少社会成本的消耗。民事诉讼效率的最终实现不仅要实现诉讼成本与错误成本的均衡,还要实现个案成本与社会总体诉讼数量的平衡。进而,实现社会最优的诉讼数量与诉讼投入的产出最大化成为是实现民事诉讼效率的基本前提。我国目前的审判水平和准确性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当通过诉讼主体对成本最优投入,以及程序对成本的合理配置来予以实现。但是民事诉讼效率的实现要受到诉讼主体动机、诉讼程序设计、诉讼模式、司法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何种因素都是通过诉讼主体——当事人、法院、法官来发挥作用。第四章从实现社会最优的诉讼数量的角度,对当事人的诉讼策略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调查分析。从实现最优准确性的角度看,社会最优的诉讼数量乃是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数量。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在于花费其最少的成本而获得一个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裁决。但当事人对诉讼的投入要受其预算的约束,可能出现“诉讼困境”,导致社会最优诉讼数量不足。通过调查发现,各种因素的作用导致人们对于诉讼的需求可能过强或过弱,从而导致诉讼相对社会最优数量的过度或不足。对社会而言,诉讼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法律援助、诉讼费用援助、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等方式来激励当事人进行诉讼。而解决诉讼过度的问题,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促进和解。当事人和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影响和解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所掌握的信息。对于当事人自身掌握的信息可以通过激励自愿披露或审前程序的证据强制交换来实现；而有关案件的法律信息则主要依靠法院先前做出的裁判予以传递。第五章从实现诉讼“投入-产出”效率的角度,研究了法院的诉讼投入对民事诉讼效率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院解决纠纷的过程类似企业的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所投入人力、物力的产出最大化(更多准确裁判)。但是,法院目的的实现要受制于国家、地方政府与法官的投入。我国法院的财政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一则导致各地区法院资源不均衡,二则导致法院流为地方政府的附庸,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产出效率难以实现。个案的准确性需要法官的投入予以实现,法官的投入除了受制于制度的硬性安排外,主要取决于其个人因素,要想使法官全心投入工作,必须完善薪酬、晋升等激励机制。本文通过对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得出：法官(法官的人数、法官的流失)对法院产出的效率影响很大,而且现实中基层法院的法官人数与法院的产出效率存在着规模递减的趋势。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是因为法官资源不平衡、真正办案的法官少和现有激励的不足,要想提高法院产出效率,不能仅靠增加法官人数,而应合理配置法院内部的法官资源,完善相应激励机制。从法院的产出结果看,法院的裁判作为公开信息,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裁判信息会影响当事人的诉讼选择,从而使诉讼数量出现周期变化的状态。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民事诉讼数量变化,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此结论是对诉讼率变迁的一种崭新解释,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第六章从如何促进法院产出效率的角度,研究了现实中指导我国法院、法官工作的重要司法政策——能动司法与民事诉讼效率的关系。能动司法虽然对民事诉讼效率有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削弱民事诉讼效率的问题。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有语义的关联,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差别。能动司法既不是司法审查,也不是法官造法,它一方面是指审判活动中的能动,要求法院(法官)在审判中应当增强主动性,加强调解,加强法官对案件的释明；另一方面是指社会治理中的能动,要求法院(法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送法下乡”“法官进社区”提前化解纠纷。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能动司法实际是对法院“投入-产出”方式的一种制度安排,效率是能动司法的内在追求。能动司法对民事诉讼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能动司法对法院职责的扩张,会加重法院负担,损害法院的权威。另外,过度的强调调解也会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能动司法过于强调纠纷的解决而忽视法律规则的适用,这对实现法治社会的“规则之治”以及整体的法律效率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能动司法的同时,必须保持与司法克制的平衡、调审结合的平衡、个案效率与社会效率之间的平衡。第七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成本最优配置的视角,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提出了完善的意见。要实现民事诉讼效率的最优状态,程序的设计必须能够筛除存有当事人机会主义动机的纠纷,以让位于那些内化了社会成本后仍然愿意诉讼的纠纷。审前程序完善的重点在于加强当事人的证据交换以促进和解或确立争议焦点以提高审判效率。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重点在于分流案件,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减少诉讼成本。上诉、再审程序的完善重点在于能够有效筛选出确有错误的案件,在提升准确性的同时降低社会成本。第八章在总结上述章节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不足及研究展望。本文的不足在于：对于民事诉讼效率的研究需要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交叉运用,理论上的运用可能不够深刻。本文所构建的是一个民事诉讼效率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有些内容的研究不够深入,逻辑结构上还不是很严谨,文章结构也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另外,本文侧重理论的分析,实证分析的运用比较少,而且实证分析的数据也比较少。但是,在写作之中也有了很多的启发。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法院裁判信息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法院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及诉讼法经济学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