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是国内外经济理论和实务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20世纪80年代，由于公司恶意并购的事件大量出现，很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公司治理研究，使其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国有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和经营者自主权不断扩大，内部人控制现象开始增多，公司治理研究逐渐成为我国政府监管部门、企业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香港中资企业作为母公司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自身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运行的特殊企业，股权结构、激励机制、监督模式等公司治理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和国内公司的治理理论研究，而对香港中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十分缺乏。　　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无论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把公司治理作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香港中资企业作为在资本主义环境运行的国有企业，既是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又是国有企业实行体制转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参考对象，针对其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研究不仅对香港中资企业，而且对海外公司、内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本文认真分析香港中资企业存在的问题，从研究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主要理论入手，分析出股权结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后，详细考察了中外公司治理中的几种主要模式，总结分析了它们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主要经验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结合香港本地环境和香港中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及作者本人的实际工作经验，对股权结构、激励机制、监督模式进行了详细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股权结构方面，本文以在香港上市的一百多家香港中资企业公布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理论，考察香港中资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财务杠杆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顶点在67.9％；与国有大股东比例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极小点在20.2%；与外资大股东比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他股东比例与公司绩效相关性不大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较适中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国有股比例有利于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一股独大并没有成为制约香港中资企业发展的因素。　　激励机制方面，本文首先通过对比国内和香港本地企业采用的激励机制，对香港中资企业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和建立企业家声誉机制等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其中在年薪制的设计中，创新性地引入了行业内平均发展水平作为度量年薪数量的指标，并进行了严格的数学推导；在股权期权激励机制设计中，结合实际例子提出了香港中资企业可以采用的几种模式；企业家声誉激励则既强调要继承国内原有的表扬先进制度，又应充分融入香港本地的荣誉体制。最后，引入结构化激励的理念，强调应把各种激励方式结合起来使用，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激励效果。　　激励与约束是辨证统一的，在激励机制之后，本文认真研究了香港中资企业的监督模式。通过对现有监督模式的分析，结合几个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例，找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参照国内外监事会制度建立监督委员会、强化董事会职能、加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财务控制、充分利用香港本地监督体制等建议。　　论文最后以一家有代表性的香港上市公司─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公司为对象，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实例分析。通过分析进一步说明，论文指出的香港中资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是可行的，并对该公司的治理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