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蜗居》现象,即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蜗居》引起热播、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网络热议的社会效应这一现象。不管是小说,电视剧,还是有关《蜗居》的讨论,都是“历史的文本化”。1本论文的意图是通过这些文本,揭示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电视剧《蜗居》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原因,是中国有着许多承受着较大经济压力的“房奴”、以及也许更多的想当“房奴”又攒不够购房按揭贷款首付的普通白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它契合了奥运会后一些普通白领的社会心态的变化,触动了他们复杂的“中国梦”体验。《蜗居》中有一种紧张不安、焦虑、不平、绝望和希望混杂的情绪。它是一个群体的情绪结构的体现3。这种情绪是复杂、微妙、百味杂陈。《蜗居》讲述的故事,既是一个“中国梦”破灭的故事,又为它保留了一点空间；既论证一个普通白领的“中国梦”的实现的不可能性,又为可能留下一点余地；既表现“中国梦”的渺茫,又无法、不忍真正放逐希望。《蜗居》中的海萍,租房也可以在上海生活,但她一定要买房。她是希望在这个城市拥有资产。拥有一个上海的户口,就成为“上海人”；拥有一套上海的房子,“上海人”的位置就更稳固。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最优先发展、现代文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拥有自己的资产,成为一个稳定的、而不是漂泊的上海人,实际上是为了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为自己争得一个较有利的位置,而不是被历史的潮流扔在后面。海萍希望在中国的城市化的前沿,让自己“城市化”。‘海萍的“中国梦”,其实是一个普通白领的“城市化”之梦。“中国梦”的危机,是由于他们的“城市化”梦想在现实中受挫。“中国梦”的危机,是对普通白领追求“城市化”、却被“底层化”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心态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