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很早就开始推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但由于城镇化用地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仍很突出,耕地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以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约束愈加凸显。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轮两翼”,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决定了土地供需矛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发达地区土地高强度利用与农村耕地撂荒日趋扩大的现象赫然并存,显然,局限于省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迫切需要打破省域的界限来拓展土地高效利用的空间。打破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省域界限,既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有利于发挥经济发达地区和资源丰富地区资金资源互补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的实施,是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跨省域的开拓性尝试。跨省域补充耕地在探索初期采用的是国家统筹管理的方式,但行政指令价格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而偏离土地该有的价值。本文试图建立跨省域补充耕地交易机制,推进跨省域补充耕地的市场化。本论文对构建跨省域补充耕地交易机制可能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跨省域补充耕地可能面临的困境、建立交易机制可能获取到的经验借鉴以及交易机制的框架应该如何搭建等。在研究中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跨省域补充耕地会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困境。如加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偏离了扶贫的初衷;落后地区耕地增加的同时,面临着人力资本的流失,可能会加剧耕地撂荒现象;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耕地供给与需求等。在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模式下,这些困境可能会进一步凸显。第二,从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制度的演变规律和各地交易的特点中可以发现,土地市场突破省域的界线是大势所趋。构建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时,过度的管制或者市场化都无法实现市场的良好运作。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必须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做好用地规划,充分考虑产业融合、城乡融合,才有可能运用土地交易获得的资金为后续的发展赢得机会。而土地公有制、耕地红线和农民利益是所有土地交易中必须坚守的初衷和底线。第三,因为交易数额较大,交易主体相对较少,土地市场往往带有垄断性质。跨省域补充耕地交易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面临耕地交易量小、竞争力不强的情况,落后地区亟需发展资金的迫切可能会增强买方的垄断地位。因此,市场建立初期,必须制定土地基准价,以避免交易价格偏低。本文采用效用最大化分析发现,当基准价等于土地发展权价格时,总收益比仅仅补偿土地整理成本时增多,而基准价等于土地发展权价格加上土地整理成本时,总收益增加值为零,收益的变动仅仅是双方之间此消彼长的转移。为了使总收益增加,基准价应至少等于土地发展权价格。第四,中央政府退出跨省域补充耕地统筹管理后,主要履行监督职能。本文通过博弈论分析发现,为了让地方政府遵守保护耕地的要求,中央政府的奖励金与处罚金的差额应大于耕地管理成本;而让地方政府不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措施是,中央政府的奖励金与处罚金的差额应大于改变土地用途时的土地发展权收益。第五,农业是典型的风险产业,将风险纳入土地发展权定价模型时,需要考虑其合理性,如,对于耕地需求方来说是否公平。在对生产风险进行分析时发现,剥离趋势产量测度生产风险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技术效率测度农业生产风险不仅具备微观理论基础,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力资本流失带来的损失。第六,“共建园区”协同发展有助于弥补跨省域补充耕地面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了避免保障制度流于形式,需要建立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进行考核。用泰尔指数测度的逆向指标的指标值越小,协同效果越好。但是指标值的下降却不一定是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不适合作为正向激励的考核指标,而适合做反向的惩罚衡量标准。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制度上的创新。目前土地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主要涉及交易定价、市场规则、交易风险规避等,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交易机制。本文通过对耕地交易可能出现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对集体建设用地交易的制度变革及各地区交易实践的差异情况进行比较和借鉴,总结提炼出相对完善的跨省域补充耕地交易机制结构框架。包括:（1）最大化效用分析供求双方的行为得出的交易价格机制;（2）在政府统筹引致价格偏离实际需求情况下,建议实施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3）针对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人口外流问题,而提出的各项交易基本原则以及交易保障机制。本文对于跨省域补充耕地交易机制的构建不局限于耕地直接交易本身,而是努力推动政府调控、价格机制和保证制度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完善跨省域补充耕地交易机制。第二,理论上的创新。运用供给需求理论剖析了跨省域补充耕地引起的政府挤出效应、外部效应变化及其影响;运用效用最大化分析供求双方的行为,得出土地定价应以补偿土地发展权为基准;在论述技术效率测度农业生产风险合理性的过程中,尝试借鉴生产扩展线的推导过程,建立技术效率测度农业生产风险的微观理论基础;提出建立“共建园区”的交易保障机制,包括定点粮仓工程建设、人力资源协同开发等。有感于广东农民参与南海股利分红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结合跨省域补充耕地突破地理限制的创新尝试,希望通过“共建园区”使落后地区能够突破地理界线的限制,从园区中间接分享区位优势的“外溢”,从而缩小省际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第三,实证上的创新。在土地发展权定价的基础上将农业生产风险纳入模型中,分析了技术效率测度农业生产风险的合理性,并构建了面板空间随机前沿模型和一般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提升技术效率估计的正确性;运用泰尔指数将“共建园区”协同发展的人均GDP省际差距分解为省际间差异和省域内差异,更好地测度及对比省际间的人均GDP的实际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