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将马克思作为人权的批判者还是主张者，他关于人权的种种分析和评论已成为研究人权理论不可绕过的论题。马克思对待人权的态度充满了张力，对这种张力的不同理解与中国人权事业的曲折历程密切相关。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读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判读马克思对待人权的基本立场，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中国人权事业自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亦对人权理论本身的发展大有助益。对于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尤其是其人权立场，需要细致探讨的应是：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认知人权？他对他所认知的人权持何种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是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成立的？产生这种态度之缘由与根本目的在于何处？本文试图返回马克思的经典论著，以更加细致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问题意识由来、马克思对人权的认知与界定，分析马克思对人权问题作出的具体论述，梳理马克思人权思想的发展过程，努力还原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本貌与全貌，从而回答上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明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重要启示。　　由自然权利论所阐发的启蒙人权理论，使“人权”概念获得了具体形式与确定内容，奠定了现代人权理论的经典范式，并通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现实化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律制度。而马克思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正始于启蒙精神的鼓动与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其论析的人权正是启蒙人权理论及其实践中的人权。启蒙人权理论不仅是一种抽象人本关怀理念，更是以实现个人自我保存为旨归、并将其分解为各项基本权利而予以保障的具体理论，并表现为记载在各部“人权宣言”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律中的现实制度。启蒙人权理论之具体形式的两大构成要素正是，作为个体而普遍存在的人，以及围绕私有财产权展开的、表达个人之基本需求的权利话语。因此，不应将人权的理念内核与其具体形式混为一谈，而应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审慎地理解人权。马克思正是以此种方式展开对启蒙人权不断深入的论析，从而阐发自己的人权思想。　　在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发过程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即从批判人的异化到阐发人的解放。具体而言，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分析“人”在启蒙人权理论中的形象，以及启蒙人权之“权利”的实质，揭秘这种人权理论与异化之关系，从而指认其内在矛盾、深层悖谬与历史局限；另一方面则始终坚持了人权的理念内核即人本关怀，并以“人的解放”观念将其推向极致。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正在此意义上超越了启蒙人权理论，这种“超越”应在如下意涵中得到理解。　　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超越最显白地表现为一种批判的立场，这种批判进路依次在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异化劳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逐步展开。在第一部全面系统论析人权问题的论著《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作为其分析启蒙人权理论与人权问题的基础。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马克思揭露了人性分裂，从而区分了人权与公民权；基于市民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人权在启蒙人权理论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制度中实质——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界定了这种人权的主体——自私自利、自我封闭的原子式个人，指认了这种人权之核心内容——私有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启蒙人权理论在其具体形式与制度时间中的内在矛盾得到揭露：（1）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2）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3）人的主体性与物役性的矛盾。《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承载着马克思深度揭露市民社会之异化及其根源的重要尝试，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及其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论析在其中得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以“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三者的统一定义人的本质，并以此为根本尺度构建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复归”之异化图式。在此图式中，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具体形式的两大要素“原子式个人”与“私有财产权”展开了深刻批判，确证其为异化的产物与表现，并最终揭示了启蒙人权理论的深层悖谬：它始终将异化的人与异化的权利作为自己的基础，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中背离了以彰显人的主体性为宗旨的理念内核。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基于这一全新世界观，马克思已不再以抽象理论批判启蒙人权理论及现实人权制度，而以历史的深沉视野中客观地发掘人权的历史发展规律，探明启蒙人权理论之内在矛盾、深层悖谬的历史成因，指认其历史局限性，并对超越启蒙人权之目标与途径作出了科学说明。　　不过，上述批判必须限定在确定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只是针对启蒙人权理论的具体形式与制度表现，并非其理念内核，实际上，人本关怀恰恰是马克思上述批判的根本尺度。并且，马克思批判的根本对象在于导致启蒙人权理论内在矛盾、深层悖谬、历史局限的现实基础，这样的批判并非一概地否定启蒙人权理论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制度关于保障个人权利、公民权利的承诺，而在于其在实践中为何没有兑现这些承诺。　　因此，除“批判”外，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超越还具有“重建”与“承认”两个不容忽视的意涵。马克思批判启蒙人权理论与现实人权制度，在根本上是为了阐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理论是对异化的彻底扬弃，实乃对人权理论之理念内核的重建与升华。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便是还原人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根本上确立人在其所处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在人性论、主体价值、目标与途径各要素上，人的解放理论确立了一种人本关怀的高位标准，对人权之理念内核的彻底推进，它不仅为解决启蒙人权理论之内在矛盾与深层悖谬指明了方向，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虽然，扬弃启蒙人权理论及其制度的现实基础，是人权解放的题中必有之义，而站在现实的立场上，马克思则秉持审慎的态度表达了对启蒙人权理论及现实的人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一方面，应当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启蒙人权理论及制度的产生与消亡，承认其现实存在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应当重视启蒙人权理论及制度的历史的进步性。正是出于对启蒙人权理论与现实人权制度的上述承认，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超越，并不仅仅指向揭示人权的未来走向，也在于促使现实人权制度的完善。这种完善首先体现在对经济权利的重构，主要包括：重视经济权利的基础地位，赋予经济权利以积极权利的性质，扩大经济权利的主体与内容，强调经济平等。同时，马克思也重构了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关系，他实际上给出了两套人权位阶：在现实的条件下，经济权利确属政治权利的基础与目的；而在人的解放这一新的人权理念下，政治权利才应是最具本质意义的人权。　　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超越，正是通过批判这种理论的具体形式，从而阐发了一种新的人权思想，这种超越在根本上正是为了完成实现人本关怀这一启蒙人权理论的“未竟事业”。对于今天这个“人权的时代”，马克思提供的并非一套“破坏性”的理论，而是一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