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延长了预期寿命,降低了个体对抚养后代的偏好(Ladd和Murray,2001),同时个体也不再追求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加关注劳动力质量。而老龄化社会下个体和家庭成员为了能提高技能水平以获得更高的长期报酬,会增加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Boucekkineetal.,2002;Gradstein和Kaganovich,2004),从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所以人口老龄化虽然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并不是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Barro,1995)。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例外,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在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是有差别的,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同时需要深刻认识本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形成内因等。中国正在经历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7.9%;而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开始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劳动力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衡、未来劳动力缩减等在中国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促使中国人口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月,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同时开展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研究。“未富先老”、“老年人数最多”、“老龄化速度快”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并且有足够的数据验证和支撑。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也在进一步加深。为了客观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老龄化带来的影响,需要科学的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国际中处在什么位置,横向的跨国对比也能更合理的借鉴不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无论是从储蓄还是从生产的视角,人口对于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过去数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发展阶段,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学者把过多的目光放在了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人口质量。随着全球人口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人口质量的研究上。以健康、教育指标来衡量的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人口质量的研究意义也在不断深化。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好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指数,世界银行也统计了157个国家人力资本指数,以此来衡量和预测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率,进而推测各国经济发展动力。中国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近占到了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这部分人见证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了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也享受着医疗卫生条件快速进步带来的福利,这两代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健康水平都前所未有,人口质量也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30年代到2040年代,随着这两代人口进入老年期,预示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的显著提高则预示着中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到来。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学术界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充分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应对老龄化过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人口数量的角度出发,认为老龄化社会生育意愿降低,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而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因而提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从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人口质量,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为止,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并且多数研究局限于中国层面,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国际对比也有实际意义。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进行了以下创新和改进:第一,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在该模型中同时引入了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并且这两项指标共同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而本文中人口老龄化也是通过影响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变,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既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本文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结果的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在新古典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本文的数学模型中,还分别验证了延迟退休政策、育儿补贴政策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效果,为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将中间变量人力资本存量拆分成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然后分别选取了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作为人口数量的衡量指标;选取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这样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并且这种拆分不仅可以让实证结果更加稳健,而且能更加全面的了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第三,在研究范围方面,本文将研究扩展到国际层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进行对比。通过国际间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同,然后再逐一对比各国人口政策。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既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更近一步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丰富了实证检验。结合前文总结的创新和改进,本文首先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并得到结论和证明;为了检验数学模型的结果,本文又进行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国之间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中国1997-2017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并分别通过全样本面板模型、分区域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选取了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AR(1)时间序列模型,在韩国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一般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对中美四国人口政策的对比,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数学模型的证明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个体抚养后代的偏好,当个体在面临更长的生命预期时会在自我投入和抚养孩子数量之间进行权衡,在不降低抚养单个孩子成本的同时增加自我投入,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减少抚养孩子的数量。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的下降在长期会引起人口总数的下降,进而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在短期,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而现有劳动力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可以反映出国家劳动力供给情况。(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并且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对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影响的相对大小: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大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小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来看,延迟退休政策是否能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老年人工资水平;育儿补贴政策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会抑制经济增长,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会促进经济增长;教育补贴政策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下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3)从中国层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在基于全样本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2007-2017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效应。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但与此同时人口质量显著提升,而由于不同时期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不同,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效应。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在2007-2017年期间正效应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在分区域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不太显著,而西部地区这种正效应则非常显著;但在2007-2017年期间,这三个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都非常显著。而且由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存量不同以及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不同,因此人力资本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不同,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西部地区。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可知,这种区域差异性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当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4)在国际层面的实证分析中,对于美国和日本采取了AR(1)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对韩国采用多元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美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中,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大于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5)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同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快了这种下降趋势。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抚幼政策还有待完善。由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最长,因此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并且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让其长时间享受着人口质量红利;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寿命最长的国家,教育、医疗系统极其完善,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并且越来越多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高效的工作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韩国人口对教育的偏执让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并且国家对儒家文化的宣传,提倡家庭养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