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也进入改革的攻坚期。既要保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又要使得货币政策对相关国家的负向外溢尽可能最低,这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发展挑战。本文运用两区块FAVAR模型,分析了中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变量的外溢传导。该分析是基于2003年12月-2018年10月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数据集,包括实体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和世界变量。此外,本文分析了溢出效应产生的渠道机制,并进一步讨论渠道效率和制度安排对中国货币政策对沿线国经济体外溢效应异质性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扩张性冲击下,将推动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加,产出提高,沿线国家投资兴盛,股票市场繁荣,通胀压力倍增,显示出中国货币政策“火车头”的溢出效应。产出的提高源自于中国额外消费需求推动,贸易联系越紧密的国家产出的冲击反应更为明显。沿线国家短期利率的冲击反应具有异质性,与信贷渠道不通畅紧密相关。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还未完全放开,直接对外投资和信贷存在一定限制,使得对沿线经济体信贷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单向的信贷需求拉升,很容易使得“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短期利率上升。金融联系越紧密的国家,信贷渠道更为通畅,短期利率的抬升得到有效缓解。另外,沿线浮动汇率制国家产出下降显著。与中国实行双边货币互换的国家,可以有效缓解产出负向冲击。2013年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强化了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金融联系。本研究为中国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金融调控体系;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合作共赢;不断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政策合作,积极控制和平衡溢出效应;促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强化人民币国际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