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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伦理化的诠释并不是赵紫宸神学独有的特征，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思想界的一种普遍趋向，但赵紫宸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及文化语境中对基督教信仰进行的诠释却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一个，因此其思想的这种伦理化的特征也表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本文尝试以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作为个案，考察其神学的伦理化特征的种种表现，探讨这种伦理化特征的成因，并评估这种伦理化的神学思想的得与失。 论文的第一部分考察了赵紫宸神学思想的伦理化特征，认为它不仅体现于赵紫宸的上帝论、基督论、救赎论这三个神学的主要环节中，同时也蕴含于他对教会、圣经、天国等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三位一体、恶等神学范畴的阐释中。而且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赵紫宸伦理化的神学是围绕着个体道德行为基础上的救赎这一观念建构起来的。 论文的第二部分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及文化处境探讨了赵紫宸神学的伦理化特征的成因，认为中国社会的道德人格问题为赵紫宸的伦理化的神学提供了主题;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伦理特征塑造了赵紫宸神学的伦理化面貌;西方一些神学派别的伦理特征也对赵紫宸神学的伦理化倾向起到辅助诱导作用。 论文的第三部分评估了赵紫宸伦理化的神学思想的得与失，认为赵紫宸尝试建构的伦理化的基督教神学正是一种“处境化神学”，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起到启发道德人格的作用，但同时赵紫宸伦理化的神学理论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试图通过改良个体道德的方式来改造社会的做法不免消除了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张力，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并不是重建一个合理社会的充分条件。其次，在基督教伦理的超验性与历史现实性之间应该持有一种张力。事实上，当赵紫宸强调基督教伦理对现实生活的伦理建设的意义，并围绕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功能来建构他的伦理化的神学思想时，他对神学在人生和社会中的功效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这种功效所持的先入为主的理想主义，无疑使他对人的行为能力以及由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社会贡献给予过高估计，基督教伦理的超验性与历史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在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中遭到破坏。另外，在论文的第三部分，笔者还从总体上简要分析了汉语语境中基督教信仰的伦理化特征及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