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过去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走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这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也不再是如何生产的问题,而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研究中供给决定需求的规律被打破了。当消费成为主导问题时,首先需要做的就不只是如何组织生产,而是如何组织消费。而这些，显然是马克思未能直接表述的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于此，西方学者从解读马克思的“生产”等基础性概念出发，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大致上都同意马克思学说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时代状况的准确表征，但面对新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进而旗帜鲜明的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鲍德里亚无疑是这群人的代表之一。在鲍德里亚的眼中，马克思学说是建立在“生产”概念上的政治经济学说，是“生产中心主义”。并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现状永恒化，所以他称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同谋。他希望通过恢复原始部族间的象征交换原则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随着其理路的不断深化，最终走向了悲观的“命定论”思想。与许多马克思的外部敌人不同，鲍德里亚不只是简单化地攻击马克思思想的不同历史派生形态,而是准确地直接爆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内部最重要的支撑性结构——物质生产基始论和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目前国内学界在研究鲍德里亚与马克思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大多著作仅仅是站在马哲的立场来回应鲍德里亚的批评，这使研究活动中出现了一个价值预设，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仅仅是对鲍德里亚批评的机械回应，没有表现出学术研究自为的活力。本文通过回到鲍德里亚的早期文本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找出鲍德里亚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并对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作出理论回应，指出鲍德里亚所理解的马克思并非马克思的“本尊”，而是被第二国际、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曲解出的幻象。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界限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适用于人类历史发展一切阶段的绝对真理，而是马克思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它只具有相对真理性，从而将界限问题带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