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分层是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凸现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城市化暴力引致的村落变迁，无论从土地使用，还是从农民职业转变意义上，都是典型的非农化的过程。但非农化仅是农村社会分层的起点，虽有结构性动力作用，但并不是农村成员结构分化的全部内容。笔者考察的D村，作为经历非农化过程的近郊村，呈现出“村庄分区、村民分层”的分化景观。这种分化肇始于D村征地事件，但这些事件具体通过什么机制建立联系，进而导致村庄内部分层？其中哪些群体受益，哪些被甩出主流发展圈子？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围绕众多相关事件对不同相关人群进行深度访谈，以获取案例研究所需的材料。通过对材料的深入剖析，发现多种导致D村分化的因素，并以“分化的显现”和“分化的延续”为行文框架，归纳出村庄内部分化的机制逻辑。地方政府“刚柔并济”的治理策略（趋利与保底）置于征地场域中，意外地为D村发展带来分化的机遇。以地方政策形式出现的北门开放，其意义并不限于征地场域，而具有极大的时空延展性，隐喻着之后村民的发展方向和整个村庄的政治经济前景。征地直接导致的村内“农业的终结”与北门大开带动的“无限商机”在D村交汇，共同营造出一个非农化的分化动力环境。D村依托Z学校的地理事实转换为一种地利优势，进而形成具有级差地租能力的市场，这是区位提升;村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幻化为“将本求利”的商业经营，这是产业转变。考虑到人-业匹配因素的产业转变便具有了分化的现实意涵。其中，村庄征地抗争和土地置换环节成为各村民争利的竞技场，个人所具有市场意识、权力资源、资本要素的差异化运用，是分化扩大并稳固下来的重要环节。在D村地利优势背景下，个人市场意识的觉醒因自身具有的权力资源的多寡产生叠加效应，导致自己处于获利的中心——边缘位置。通过“拉关系”“托关系”等关系资本的运作，呈现出“强关系”“弱关系”的资格差异，并在下一拍卖环节中以经济资本的效用逐步拉大，并最终转化成一种“劳资”分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