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浦东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百年梦想。从1910年晚清作家陆士谔憧憬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开始,到1921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上海浦东地区建设“东方大港”和新市区,最后到1990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世界第一大港梦的实现,国人追逐浦东梦的历程近百年。本文尝试跳出“就浦东谈浦东”的固有思维,把1990年前后浦东开发开放决策问题,置于两个方面背景来思考。一是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之中;二是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环境之中。这样的构思,既避免了短时段中就浦东决策看决策之局限,又较为系统完整地展现了浦东开发开放决策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充分的现实需要。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已出版的上海及浦东大量史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口述资料,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浦东开发由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全过程。本文将以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浦东开发这一跨世纪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浦东开发上马曲折的历史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浦东开发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近百年来,国人对浦东开发一直孜孜以求。最早畅想“浦东梦”的是晚清作家陆士谔,他憧憬着未来独立自主的中国能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那时浦东会和浦西一样繁华。而真正把开发浦东提升至战略规划高度的是孙中山,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清晰勾勒出浦东建造东方大港、新黄浦滩的图景。往后民国政府上海市的《大上海计划》、《大上海都市计划》均遵循了这一指导思想,对浦东建设进行了相应努力,如尝试修建越江工程等,然而这些计划都因国民党政府的不得人心、财政不济而失败。值得一提的是,从晚清至民国这段时期,浦东同乡会等民间团体也为早期浦东的开发建设付出了不少心血。历史把开发浦东这道难题交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轫于近代中国的“浦东梦”才能真正实现。虽然中国共产党带领国人追逐浦东开发梦的道路并不平坦,但经过多年努力后终于使浦东开发得以结出果实。上海解放后,重新制定的上海城市规划中就有对浦东的清晰定位,上海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中也有“三项提案”提议建设越江工程以繁荣浦江两岸。人大提案代表了上海人民呼声,随后上海市政部门为着手解决浦东开发的先决条件——越江工程做出了大量努力。虽然第一条越江隧道建成了,但是由于其主要服务于国防军事目的,所以在疏散浦西工业和人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1978年后,受改革开放政策驱动,深圳等经济特区、上海周边江浙地区经济均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上海却走过了近十年的艰难曲折道路。工业和人口过于集中于浦西市区的问题积累已久,终于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中爆发了。不甘沉沦的上海人民由此开展了关于“上海将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浦东开发作为其中一种治疗城市病的方案被正式提了出来。为开发浦东做准备,上海民间学者先期进行了诸多研究。另外,上海首先划出了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进行小范围试验。在上海于1984年、1986年上报给国务院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两份文件中,均有提到上海人民有关开发浦东的意愿,这说明上海人民希望能够争取到国家对于浦东等地建设新市区的支持。国务院批复同意了这两个方案,由此指导上海未来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两张蓝图”正式确定下来。1986年,在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提到“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后,上海市政府立即组织官方与民间机构展开了对浦东开发的系统研究论证,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报告。由于浦东开发预可行性研究趋于成熟,以开发浦东来振兴上海经济成为上海全市共识。1990年,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浦东开发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很快进入到国家决策程序,而且邓小平在“浦东开发”后加上了“开放”两字,使其成为中国打出的一张象征更加改革开放的“王牌”,正式由上海地方战略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浦东开发开放决策既是党中央在特殊形势下作出的一项打破制裁、发展经济的战略抉择,也是上海地方为谋求突破自身困境而多年争取的结果,该决策具有问题驱动、循序渐进、上下互动的特点。历经30年开发建设,浦东已经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浦东开发开放决策中注重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问题导向和调查研究的做法仍然对于我国其他开发区、新区兴建能够起到参考借鉴作用,也对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与增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