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旨在调整缔约双方的投资关系、促进和保护两国的双边投资贸易活动。其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因在妥善处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有关投资的争议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我国面临的相关争端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被寄予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为了对这一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我国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以下探讨:第一部分:对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所提供的友好解决方式、东道国当地救济和国际仲裁等争议解决途径进行了阐述。纵向分析了各不同处理方法本身在不同双边协定中规定的差异性、特点、适用条件与局限性;同时还对这三种方式进行了横向比较,梳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衔接问题。就友好解决方式而言,是争议产生后首选的方法,因其就有非强制性、灵活、便捷等特点。如果争议无法经过协商达成和解,投资者还可以选择东道国当地救济或者国际仲裁的方式,但是根据不同的中外双边投资协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二选其一或者需先用尽当地救济等不同的要求,这需要根据具体的条约内容进行判断。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范围所做的不同规定。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大体经历了从“有关征收补偿额”的问题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到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都可由国际仲裁庭管辖,再到用肯定或否定形式限定国际仲裁能够裁决的事项范围这三个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与不同的缔约国在双边投资流量上具有差异性。第三部分:从我国签订的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解释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该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当前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主要存在着法律适用上具有去国内法重国际化的趋势、岔路口条款适用被严格限制、保护伞条款有被扩大化解释的风险、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能够适用于程序性条款并不明晰等问题。第四部分:以我国已经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在双边投资方面的具体实践为基础,对应当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应对策略。主要涉及设立专门章节对该机制进行规定、要求国际仲裁须以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为前提、具体细化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争议事项范围、强调东道国国内法在国际仲裁中的地位、以“交易本据法”规范“岔路口”条款、限制和排除保护伞条款的存续、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在争端解决程序中不适用等七个方面。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查阅了我国先后与129个国家签订的所有双边投资协定,对其中涉及到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概括。同时将我国正处于投资者母国和投资东道国双重身份的现实情况与具体实践、各争议解决方式的特点相结合,对于应当如何理解和优化这一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