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对常关的接管和改革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对二十世纪初海关接管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常关的研究。其中既有对这一波接管和改革总体性的研究，也有对典型个案进行剖析的案例研究。但对于发生于1929-1930年的海关接管和改革五十里外常关的研究至今则鲜有研究成果问世。仅笔者所见就只有何小敏对扬由关的个案研究曾较为深入地涉及到这一问题，但她也没有对扬由关被接管后的制度变革作出详细地研究。至于这一时期凤阳常关被海关接管和改革的研究，则一直付诸阙如。　　本文运用海关接管和改革凤阳常关留存下来的档案和其它资料，对财政部派遣海关人员接管凤阳关的原因与总税务司的态度、改革所处的环境及其影响、改革的总体计划和简要过程、凤阳关制度变革以及接管与改革凤阳常关所涉及到的与各方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凤阳常关自身弊端重重导致税收锐减是其被接管的内部原因。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为改革和整理财政体制，统一全国关税行政，筹集巨额军费等是接管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军费压力是直接原因。关政改革之后，深为宋子文和张福运所满意的海关被赋予了这项使命。总税务司对于财政部的命令持欣然接受的态度，其背后有特殊的动力。动荡不定的环境对海关人员接管和改革凤阳关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海关接管和改革凤阳关可以分为监督时期和税务司时期。监督时期主要由何智辉负责，他调查了凤阳关的情况，并在必要的范围内作了一些适度的改革工作，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为卢斌后来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卢斌接任税务司后，锐意改革，在多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变革。其作出的改革主要有:有关税则执行的制度改革、人事和薪资制度的改革、船舶管理制度的改革、预算的实施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等四项大类的改革。这四项改革基本涵盖了凤阳关制度变革的各主要方面，是税务司改革凤阳关的核心内容，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海关制度和常关制度在凤阳关的衔接情况，对于这一波的海关接管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凤阳关的税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变动，还是沿用的监督时期的税则。　　凤阳关被接管和改革时期，何智辉和卢斌需要和凤阳关有关系的多方面的人和机构打交道，其中较为重要的人和机构有总税务司和财政部、皖北商人、常关旧职员、淮安关、蚌埠的军事当局、时豫元钱庄、蚌埠育婴堂等。围绕接管和改革凤阳关问题，税务司与这些人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不仅体现了税务司为改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有关各方对此问题的因应以及所造成的进一步影响，同时税务司接管和改革凤阳关的动力和阻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