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字眼,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如2005年“两高”《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所规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可是逢赌必有输赢,输的人想回本,赢的人想继续获利,这是人性的弱点,也就导致了赌博活动愈演愈烈,越过了法律的界限,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演变为了赌博犯罪活动。虽然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赌博罪入罪的标准都有具体的规定,但是随着网络赌博平台的蔓延、赌博方式的不断翻陈出新,给司法机关在办理赌博犯罪案件时带来许多难题,在定罪量刑上出现诸多争议。为此,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2015年度全国128份相关生效裁判文书的统计和分析,系统总结目前在办理赌博罪时出现的问题,归纳争议的焦点,并结合相关理论,提出具体化的建议。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赌博罪的总体概况。通过对生效裁判文书的统计和分析,首先归纳了目前赌博犯罪活动的基本特点。赌博犯罪是聚众型的犯罪活动,因此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涉赌人数众多,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上百人。赌博能够吸引如此多的人员参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巨大的金钱诱惑,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在所分析的裁判文书中,光涉案人员就达到了399人之多,案件中涉及的抽头渔利数额少则5000千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赌博犯罪活动还有着隐蔽性强的特点,活动中赌头之间分工明确,有较强的组织性,导致公安机关不易发现犯罪活动并及时予以打击,从而出现了赌博屡禁不止的局面。其次,总结了目前在赌博罪定罪量刑上存在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罪与罪之间难以界分(如赌博罪与非法经营罪);二是赌博犯罪主、从犯难以明确划分;三是常业惯犯型赌博的立法规定在司法适用之中落空。第二部分,赌博罪定罪的实证解析。本部分是对赌博罪在定罪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笔者的见解。一是分析此罪与彼罪认定难的问题。笔者分别通过案例对赌博罪与非法经营罪以及开设赌场罪进行比较,总结案情之间的相似点,然后理论结合实践对赌博罪与这两个罪名进行区别,并给出如何区分赌博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三者的区分标准;二是共犯的认定问题。先指出在共犯上存在的争议焦点,讨论赌博犯罪活动的受雇人员和在赌场发放高利贷的人员是否可以构成赌博罪,对该两种行为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三部分,赌博罪量刑的实证解析。该部分主要是通过数据展示在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量刑失衡现象。一是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笔者用表格的形式对两个相似案例进行分析,对比行为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大小、罪后表现情况等相关因素,反映出在案情相似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同判罚状况,从而体现出赌博罪量刑失衡现象的严重性;二是共犯主次上认定不一的现象,依然是以表格的形式反映出不同地区、不同的法院在赌博罪共犯主次上认定不一致、存在差异的混乱局面。从中发现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主要存在于有的法院认为在赌场中放高利贷、管理赌资等行为在赌博犯罪系主犯地位,但又有的法院认为他们居于从犯的地位。笔者认为对于管理赌资和放高利贷的行为,认定为主犯还是从犯不能一概而论,这些行为必须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看该行为在犯罪活动中的作用大小以及该行为是什么时间段加入犯罪活动中的。第四部分,关于赌博罪定罪量刑的具体建议。结合赌博罪的犯罪活动特点和赌博罪在定罪量刑上的司法困境提出具体化的建议。笔者首先通过阐述大陆法系中有关国家和地区对赌博罪的相关规定,并对其中的具体条款进行分析,对“以赌博为业”的情形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效仿日本用“常习赌博”代替该情形;二是效仿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废除该情形。其次是对主、从犯进行明确的划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最后是完善赌博罪刑罚的配置,适度提高法定刑,制定相适应的量刑幅度,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