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自伏尔泰首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以来,到当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为止,人们在“历史哲学”之前也增添了不少限定词。由此,在不同时代也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历史哲学。诸如,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前两种形态的历史哲学大多以欧洲大陆为主,思辨的历史哲学常常指向以维柯、伏尔泰、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他们书写“普遍史”,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过程的普遍原则；批判的历史哲学通常表示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哲学,他们侧重“认识论”,试图区分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异同。后两种形态的历史哲学主要集中在英语世界,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具有鲜明的分析派色彩,主要以亨佩尔、沃尔什、德雷等为代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试图揭示历史叙述和历史表现的言辞结构,凸显被理性主义话语遮蔽的审美和道德诉求,兼具强烈的反启蒙的“启蒙”精神,主要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纵观这些形态的历史哲学,它们在时间跨度上趋向缩短,思辨的历史哲学跨越一个世纪,而后三者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个世纪。此其一,其二,它们与历史学实践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既可以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哲学),又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理论)。其三,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哲学特征。由此,回到哲学的一般形式而言,古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回答世界是什么?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本体论研究；自近代的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哲学则试图通过分析我们自身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来回答古人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语言哲学一枝独秀,人们认识到我们谈论世界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谈论语言。如果除去语言哲学不谈,我们可以就此总结出历史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历史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论。本文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尝试在充分梳理二战以来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史的基础上以及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面临的困境中重新探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内涵。纵观和分析柯林武德在1926年至1928年的历史哲学手稿可以看出,柯林武德虽然试图把历史的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知识论区分开来,但是他并没有像二战后分析的历史哲学那样把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试图通过探究历史学的知识论问题来解决传统上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以此来完成康德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理性批判”。一旦我们论证了历史理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有学科的差异都不见了,上述的脚手架也就自动地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