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前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面临着改革本国原有政治体制，以适应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新形势新发展需要的紧迫任务。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均有着深刻的认识，也都提出了一些相似的改革内容。然而，他们对改革的指导思想却是迥然不同的。在改革中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党是改革的领导者还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怎样对待马列主义的“老祖宗”、是借鉴还是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等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有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导致改革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兴党”、“兴国”、“兴社”，而一个却“亡党”、“亡国”、“亡社”的重要原因。这种分歧的产生是和两国的基本国情及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密切相关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的艰辛探索，用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虽经“文革”的挫折，人民群众对党依然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苏联模式的失败也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此不同，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他所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种国情：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改革机遇的屡屡丧失、严重的信仰危机、特别是领导人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以及西方处心积虑的“和平演变”阴谋。这些都是戈氏改革中面临的极不利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说，苏联的改革就必然要失败。这还和领导人的政治信仰、把握大局的能力密切相关。邓小平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和平年代生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主要靠个人努力、领导垂青，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的。他虽对旧体制的弊端深恶痛绝，也代表了许多人改革的呼声，但是，他毕竟也是从旧体制脱胎而来，没有摆脱旧体制在他身上的痕迹。最要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方向没有坚定明确的把握，在关键时刻又步步退让于反对派，竟让存在七十四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改旗易制了。文章由上述比较引出的思考是：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必须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占主导地位；改革要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发展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