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之后的几年,艾滋病传入亚洲,并迅速蔓延。二十多年后,在亚洲大约9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有数百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在中国大约有74万(56—92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这么高的数字都不足以表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和煎熬。伴随健康状况的恶化和疾病的痛苦,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羞辱和歧视。病毒感染没有引起同情却引来了谴责和排斥。艾滋病歧视的流行不仅仅因为它的传播与“文明社会”所不耻的行为,如注射吸毒、男男同性行为和卖淫嫖娼等有关系,似乎更受到深层传统文化的偏见,从而导致在中国对艾滋病反歧视的倡导遭受到了拒绝和道德恐慌。目前,关于中国艾滋病流行的推动因素及传播模式和趋势的研究很少,这使得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些人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会保护他们免于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只能在有高危行为的边缘人群中流行。而另外一些人则恐慌地认为,鉴于非洲等一些国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中国也必将迎来艾滋病的广泛流行,甚至认为会有更多的成年人将很快地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但是,我们对艾滋病歧视在中国蓄势待发的流行知道什么?是什么因素主导中国艾滋病歧视的流行?它们又将如何变化?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对国家的危害是什么?谁来承担这些损失?遏制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最佳策略是什么?这些策略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切实可行?这些问题多数尚没有满意的答案。因此,有必要针对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为遏制中国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流行提供重要的、可行的、长期持续的应对措施。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武汉地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工作者、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和学校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现状调查与需求评估,以及对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可行性与切入点/技术路线的探讨,旨在以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空间和途径,并以此探索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的工作计划和可持续模式。本研究主要运用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调查问卷的数据说明目前社会工作者艾滋病知识水平、态度与行为以及影响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主客观因素,以深度访谈等质性资料进一步探讨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反歧视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及其介入艾滋病反歧视活动的切入点和技术路线。本研究在深入分析目前艾滋病歧视流行状况和社会工作者艾滋病反歧视相关活动开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艾滋病患者及受影响相关人群受到羞辱和歧视的情况是严重的。除具有全球普遍性之外,羞辱和歧视贯穿于社会各层面,存在于个人、家庭、社区、机构、媒体、政府政策和实践活动中。(2)现行艾滋病反歧视理念和措施存在局限性。社会工作介入是艾滋病反歧视的可行之路。社会工作介入艾滋病反歧视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质。(3)社会工作者在艾滋病防治包括反歧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参与程度仅仅停留在表面,且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其管理和开展艾滋病相关工作的能力相对不足。(4)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三个层面介入艾滋病反歧视：一是在宏观的政策制定环节,可从社会工作者对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的影响层面介入；二是在政策执行环节,可从艾滋病相关服务提供者(如医疗机构、工作场所、社区、学校、媒体等)层面介入并发挥作用；三是从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目标人群(如大众人群、艾滋病患者及受影响人群等)层面介入。(5)社会工作者介入艾滋病反歧视的关键实施策略有：营造支持性的法律政策环境、促进政治承诺和领导力行动、对侵犯人权的事例进行监督、畅通利益相关者表达渠道、促进艾滋病患者更大程度地参与活动、加强能力建设、改变态度和建构观念、减轻艾滋病影响等。(6)社会工作者艾滋病反歧视工作计划的制定是社会工作者开展反歧视工作的前提。它可为社会工作者开展艾滋病反歧视工作提供可供遵循的程序和行为标准,是社会工作者参与艾滋病反歧视工作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