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是知识产权私权救济的重要手段,它为权利人提供最直接、最根本、最有效的保障。民法的制度体系是以权利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当民事主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自然需要举起权利的武器对自身加以保护,即遵循“原权-救济权”的基本模式。而请求权是私权保护的基石,是私权救济的常态。当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对权利人而言,自然会付诸于知识产权请求权,如停止侵害请求权,其侧重于恢复权利人的专有性,即权利的圆满状态,似乎比损害赔偿更有价值。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但是不同于物权的支配性,其只能在特定范围之内才能发生效力。在知识产权体系下,“权利的行使期限”、“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都体现出对原权的限制。这些制度也无不体现着对利益平衡的考量,但是本文并不研究“知识产权的限制”,而是“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也即,本身并不否认“侵权行为”的存在,在承认侵权发生前提下,涉及到公共利益、个人重大利益等,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与此相反,合理使用行为,法定许可行为并不认为是侵权行为。后者是对原权,也即是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而前者是对派生的权利,即救济权的限制,二者不同。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当中,往往遵循“侵权-停止侵害”的模式。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我国相关法律对此问题未给予太多关注,或者规定相冲突。如,停止侵害的限制性条款的缺失。其二,在法官进行裁判时,既没有具体可行的规则进行适用,也缺乏相应的原则作为指引。面对公共利益如此模糊的概念之时,往往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其三,替代性措施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在知识产权单行法中增加限制性条款、原则性条款的规定;第二,向解释论转变,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意见》为基础,通过一定方法来进行解释适用。例如,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列举“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三,确定合理替代措施时,要充分尊重原告的意愿,法官同时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必要时可以采取惩罚性赔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