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玉器不仅包括契丹建辽之际的玉制品，同时也包含契丹建辽前所用玉器。辽玉的来源十分广泛，既有本国制造，也有中外各国的礼聘。丰富的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表明，辽代玉器在辽朝上流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从其使用功能上说，主要有礼乐用玉、官服玉带、玉饰鞍马用具、日用器具和佛教用玉5大类。由于使用和流通的普遍，某种意义上说，玉器在辽代社会还具有一定的硬通货功能。辽代早期玉器的形制多为带饰、马具、臂鞲、璎珞、珠、管、吊坠、佩饰等，材质以和田玉、玛瑙、琥珀为主，兼有少量水晶、绿松石、玻璃制品。这一时期有部分工艺精湛的玉器并非辽境出产,很有可能是西域之物或唐代之物。圣宗、兴宗执政的辽朝中期，随着进一步的军事扩张、国力逐渐强盛，契丹人对治玉和用玉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就其数量之大和品质之精来说，均明显超越了前期阶段。此间的玉器从器物形制与早期制品相较，增加了动物造型玉器及文房用具，早期具有突厥文化特色的勾舌形马具消失不见，出现了佛教题材的器物，如玉飞天、玉法器、舍利子等。辽朝晚期的玉器形制与早、中期相比较，带具、马具数量锐减，多以珠、管、小型佩件为主。其材质多为玉制品和玛瑙，而琥珀和水晶的使用量较前两期明显减少，同时有少量料玉、绿松石制品出土。从材质上分析，辽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有软玉、琥珀、玛瑙、水晶、巴林石、玻璃、绿松石、料玉制品等多种。契丹建辽期间，其军政势力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了包括和田闪玉产区在内的中亚、西亚一带，辽朝与西域属国之间频繁的商贸、聘使往来，应是辽朝玉料的主要来源。在辽境内出土的玉器制品中，只有巴林石制品可以准确判断为取材于契丹本土，其工艺技法能更准确的反映出契丹本民族的风格特点，因此，辽代巴林石制品对判断辽代玉器制品有着重要的标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