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户籍管制逐渐放松,我国城镇化发展逐步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在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逐渐实现市民化。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不同,中国的城镇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阶段,即“农民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农民非农化已无障碍,农民工市民化却步履维艰。农民工市民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因此,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备受学者关注。而市民化意愿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起点,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一环。本文将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数据相匹配,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以私人成本和市民化能力为切入点,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此外,本文不仅从整体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还考虑到农民工内部分化特征,根据出生年代、工作地点和就业形式的不同将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受雇就业农民工和自营就业农民工,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民工不同子群体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私人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市民化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本地农民工,自营就业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受雇就业农民工;(3)私人成本和市民化能力对农民工不同子群体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私人成本和市民化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大于对第一代农民工,对外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大于对本地农民工。私人成本对受雇就业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对自营就业农民工无显著影响,而市民化能力对自营就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受雇就业农民工无显著影响;(4)在个体因素、就业因素和社会因素方面,除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外,其他因素均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基于以上分析结果,为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