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治理任务与治理责任大规模地向农村基层转移,农村基层干部在科层体制中面临着极为沉重的工作任务压力,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被上下挤压。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任务压力问题既有压力型体制带来的负面产物,也有个体内在动机对压力认知的基础性影响。在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现场推进会是进行集体沟通的一种直观且有效的会议形式,其政治运作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特性,向农村基层干部层层传递体制性压力。笔者通过对J镇党史学习教育系列现场推进会展开田野调查,发现J镇政府通过系列现场推进会以多方位倒逼、多维度检查与多向度交流的传递方式向农村基层干部传递工作任务压力,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进行精细化控制。然而,现场推进会的压力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风险约束与资源调配空间,同时受到复杂的情景因素与其内在矛盾的制约,对农村基层干部层层传递的体制性压力产生不均等,造成了现场推进会压力传递效能的弱化。在压力传递效能弱化的情况下,现场推进会仍在大规模持续进行,科层会议的内在矛盾并不会在现场推进会的过程中消失,并由此强化了农村基层干部抗压的策略惯性,在压力认知与执行能力的影响下,农村基层干部应对工作任务压力的行为呈现疲于应付型、积极模仿型、议题转换型、高效协作型四种不同的策略化抗压样态。农村基层干部抗压行为的策略性与驱动力取决于诸多影响要素,其中压力认知与执行能力是形塑农村基层干部抗压策略化的主导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正向的抗压回应行为在于农村基层干部是否同时具备较强的压力认知与执行能力。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农村基层干部对现场推进会自上而下传递的压力认知越强,就越能驱动农村基层干部压力回应的动机,进而根据执行能力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但农村基层干部的策略化抗压并不都是正向的,正向的抗压回应需要在压力认知与执行能力之间寻求均衡。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发现,策略化抗压不是农村基层干部在面对现场推进会传递的体制压力而做出的随机回应行为,而是压力型体制在农村基层治理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衍生性结果。它一方面为农村基层干部策略化抗压行为提供了组织庇护,另一方面又成为维系压力型体制持续运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