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真无期”,对贪污受贿犯罪人而言起着减少死刑、加重生刑的作用,国外早已把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规定在其本国的法律之中。反观我国,原本无期徒刑的效用类似终身监禁,但由于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存在减刑、假释制度滥用的情形,尤其是二者经常作为贪腐官员的“优待”标配,使得无期徒刑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期,大多情况下仅具有宣示性意义。直至2015年,“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始在我国建立,其仅在贪污受贿犯罪领域适用,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可真正实现关押终身。然而,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期徒刑执行方式,在刑法总则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兀自出现在分则之中,使得总则与分则规定不统一。同时,现行法律对于终身监禁能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患病的终身监禁犯罪人仍存有继续在监羁押的可能,有漠视人权之嫌。不仅如此,其内生缺陷亦会增加监禁成本,毋庸置疑会加大狱政压力,加重财政负担。通过研究现有理论成果,结合上述问题分析,本文对终身监禁整体剖析如下:首先,终身监禁并非一个独立的新刑种,而是针对贪污受贿犯罪人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时适用,是一种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一种中间刑罚执行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无期徒刑执行方式。其次,终身监禁入刑有其合理性。不仅可以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顺应世界保护人权的理念,缓解我国“生刑过轻,死刑过重”刑罚结构板结现状,与刑罚目的相呼应,而且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有利于纠正冤假错案,还当事人公道,亦在国际追逃追赃方面破除“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禁锢,体现司法公正。最后,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建议一则可在刑法总则作出例外规定,统一总则与分则,使终身监禁在适用上法律基础更为稳固;二则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适度扩大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主体范围,贯彻人道主义精神;三则完善赦免制度,以终身监禁为契机盘活赦免制度,使赦免不再虚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