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上承春秋战国、下启魏晋,是古代隐逸文化逐步成熟完善的关键阶段,具有标本意义和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拟对该时期的隐逸文化做系统考察,以期探寻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以及对社会风气的渗透作用和对政治走向的潜在影响。儒道两家作为对古代士人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开启了中国隐逸文化的思想绪端。它们作为秦汉隐逸文化的思想渊源,因出发点和关注点的差异,学说的本质内涵有所区别。儒家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故提出“适时而隐”的主张,其出发点和关注点旨在以退待进,以伦理的“道”作为政治进退的原则依据；道家则强调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讲求适性自然、淡泊无为,故主张“适性而隐”,以自然“性”作为出世入世的价值判断。儒道两家隐逸观以其各自独有的魅力吸引着秦汉士人竞相追随。对先秦典范式隐士的推崇,也对秦汉时期隐逸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汉前中期,新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先后确立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政治文化中强烈的进取意识风靡,隐逸文化陷入低潮。汉代“孝”与“忠”思想对隐士这一践履伦理道德臻于完美的群体也产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隐逸文化的蓬勃。自西汉后期至东汉,政治动荡,皇朝易姓。先是统治者倡导名节,士人独立人格意识凸显,隐逸行为成为表达士人道德意志的生存方式；其后儒家的理想主义式微,道家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渐得士人青睐,隐逸避世变成保护个体生命对抗精神压迫的选择。二者的结合,促成了秦汉时期隐逸文化发展的高潮。探究社会政治背景与士人心理和行为的互动,与隐逸文化影响消长的关系,是该文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社会隐逸传统、进取意识与理想主义、社会伦理规范、崇尚名节之风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等多种文化及社会风尚的共同作用下,秦汉的隐逸文化经历了由微而显、高潮迭起的发展过程。该文将秦汉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做重点研究：一是秦及西汉时期,二是东汉前期,三是东汉后期,每个阶段的不同时代特性使得隐逸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后,重点考察隐逸文化对当时政治发展的影响。作为心怀天下的士人而言,隐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论何原因使他们走上了退隐之路,但其内心以天下是非兴亡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社会承担。这种潜在的能量,成为影响当时政治进程的无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