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士论文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最新的经济计量方法,对198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回顾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演进并进行文献综述;第三章研究国债的公共支出及增税效应;第四章研究国债的民间支出效应;第五章研究国债的劳动就业效应;第六章研究国债的乘数效应:第七章研究国债的税收平滑效应;第八章研究国债的金融效应;第九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在第一章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背景、目的及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国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说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第二章回顾了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践演进,基本结论是,很难就国债本身评价其宏观经济效应的优劣,而应当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评价国债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怎样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说,国债是一把双刃剑,操作得好就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应,操作不好就会产生负面的经济效应。同时该章对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章研究了国债的公共支出及增税效应,这是我国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方面。其中国债的财政扩张及增税效应、国债的政府消费效应两个方面的研究,国内还较为少见。研究发现,不论是否包含国债还本付息因素,国债均具有一定的财政扩张效应,说明国债为政府部门提供的融资便利满足了其扩张偏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财政预算的放松,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的扩张是导致税收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债又具有一定的增税效应,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国债发行与税收收入双双持续增长这一饱为人们诟病的事实。研究发现,国债具有政府消费效应,即促进了政府消费的增长,这否定了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公共投资这一传统看法,说明国债资金是支持政府消费的重要力量。在国债的公共投资效应研究中,由于目前公共投资缺乏统一的口径,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我们的创新性在于,根据文献研究,确定了较为常用的四个口径的公共投资,并分别研究了国债与这四个口径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债仅仅对其中按照投资领域划分的公共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该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说明,国债并没有通过公共投资这一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按照投资领域划分的公共投资并非“纯公共产品”,某些传统上认为是公共投资的领域已经有民间资本介入,说明这些领域可能更适合民间投资而不是公共投资。公共投资在这些领域效率低下,可能是导致其缺乏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原因。另外,通过考察国债的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弹性,我们发现从长期来看,国债不仅没有促进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而且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从这些研究结论出发,我们认为国债资金的公共投资政策应当加以调整。第四章研究了国债的民间支出效应,包括国债的民间投资效应及民间消费效应。在研究国债的民间投资效应时,我们不仅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公共投资(按照投资领域划分)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而且还直接考察了国债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发现,不论哪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国债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辩证地看,产生挤出效应未必是坏事,要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公共投资挤出了什么样的民间投资。但我们认为,我国的公共投资挤出民间投资,主要原因是公共投资本身质量不佳,同时又存在对民间投资的种种限制,应当极力加以避免,途径就是改革我国的公共投资体制,解除对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在国债的民间消费效应研究中,与前人研究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我们不仅考察了国债与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在内的民间总消费之间的关系,而且分别考察了国债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从1981～2005年的整个时间段来看,仅仅是城镇居民消费与基本赤字国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基本赤字国债对城镇居民消费带来的冲击是负的,说明国债的储蓄性质推迟了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分别在1981～1993和1994～2005两个时间段上进行考察时,发现在两个时间段上存在明显的差别:1981～1993年,城镇居民消费是国债发行的重要考虑因素,即,是否发行国债及发行多少国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1994～2005年,农村居民消费是国债发行的重要考虑因素,即,国债的发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说明这一时期拉动消费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但是,不论是国债发行额,还是基本赤字国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均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水平是影响国债发行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说,1997年以来以发行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达到拉动民间消费的作用,从基本赤字国债与民间消费的关系来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消费。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演变路径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居民消费难以拉动的首要原因是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次要的原因则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居民支出预期过大。第五章研究了国债的劳动就业效应。通过建立就业人数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发现自1997年实施的以发行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显著改变了就业人数的发展路径,对劳动就业具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但由于现阶段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始终面临较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国债政策应当根据产业就业弹性等因素进行调整,以更好发挥拉动就业的积极效应。第六章研究了国债的乘数效应。运用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进行了推导,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历年的财政政策乘数在1.46～1.61之间波动。据此对我国的财政增支及增发国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测算,发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国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作用力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大。第七章研究了国债的税收平滑效应。通过模型说明,如果税收平滑定理成立,则宏观税率应该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据此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平滑定理在我国不成立。这说明,国债在平滑税率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债政策及税收政策需要作相应调整。第八章研究了国债的金融效应,包括国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国债的利率效应和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在研究国债的货币供给效应时,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研究了国债与M0、M1和M2的关系,还研究了国债与货币供给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债余额对各货币供应量均无明显影响;国债发行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活期存款没有明显影响,对流通中的现金(MO)、广义货币供应量(M2)、活期存款及准货币、准货币具有明显的扩张作用。在研究国债的利率效应时,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不变及货币供应量扩大时国债对利率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国债对实际利率没有明显影响。在从理论上分析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时,除传统的研究视角以外,还通过模型说明,政府在面临高额债务时,可能会有意识地“制造”通货膨胀,从而增加铸币税收入,减轻偿债压力。实证研究表明,在1982～2005年整个时间段上,没有发现国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当我们在1982～1993年和1994～2005年两个时间段上分别进行研究时,发现1982～1993年间国债对物价水平没有影响,但1994～2005年间国债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第九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对国债政策的后续操作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