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其它诗歌类型而言,边塞诗在地理因素、战争题材、情感基调等方面的特殊性更为明显。地理因素决定了边塞诗不同于中原的山水风物之作；胡汉交战的征战性质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军阀混战,其哀怨豪壮的情感基调也迥异于温柔敦厚的中正之音。这诸多的与众不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边塞诗内容。先秦时期,“边”、“塞”的内涵虽不如汉唐明确,但《诗经》中的部分篇章已经涉及到了后来边塞诗的相关内容,如铺叙战争场面、抒发相思怀归之情等,这都为边塞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诗歌素材。汉代胡汉战争频繁,但在诗歌中的表现还不多,汉乐府中仅有几首表现厌战思想的诗歌。但是在《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中有详细记载。历史典籍中有关胡汉战争的记载为边塞诗提供了丰厚的艺术素材,成为后世不少边塞诗歌中语典、事典的重要来源。在艺术表现方面,汉乐府的创作传统成为边塞诗创作的主要方法之一。汉乐府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对边塞诗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音乐艺术,鼓吹曲、横吹曲铿锵豪壮的音乐风格,奠定了后世边塞乐府诗的基本情感基调；作为歌辞的乐府诗内容,流露出强烈的厌战情绪,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成为后世同类边塞乐府诗的先声；作为一种娱乐艺术,汉乐府诗略显夸张性的铺叙方式及对话技巧,成为后世边塞乐府诗不可企及的艺术典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方式对建安文人拟乐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最终确立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总之,无论在题材主旨、诗歌语言还是表现技巧方面,汉乐府都对后世边塞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乐府诗也成为边塞题材的主要诗歌文体,借助于此,即使没有边塞经历,也能创作出极具地域色彩的边塞诗。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古文人诗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乐府与音乐的关系,相对汉代是淡化了,但相对晋宋,又是联系紧密的。边塞乐府在这双重性的音乐环境中表现出了既具音乐性的特点,又表现出鲜明的徒诗化倾向。这一时期,边塞乐府诗确立了以旧题写时事的文人乐府诗创作方法。同时,也扩大了边塞题材的乐府诗题,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马篇》、王粲的《从军行》等。曹魏时期是边塞乐府发展关键性阶段,在诗歌内容上,建安诗人第一次把游侠与边塞相结合；在方法上,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创作方法为乐府边塞诗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晋宋是乐府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清商三调虽成为雅乐正声,但乐府拟作与音乐的关系却更为疏离,乐府的徒诗化倾向更为明显。在“诗赋欲丽”的大环境下,文人拟作主要集中于相和歌辞,且以曹植、陆机的乐府诗为主要模拟对象。在诗歌内容上,晋宋乐府虽然突破不大,但在诗歌技巧上,却进一步地强化了乐府诗的徒诗化发展方向,如陆机、颜延之的乐府诗。陆、颜的边塞乐府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无甚发展,全是对建安同题乐府的亦步亦趋,但在诗歌技巧上,却赋予了乐府更强的文人化色彩,如追求藻饰,讲究对偶,谐和声韵,表现在诗歌风格上便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这一时期,鲍照边塞乐府可谓横空出世,独映当时。这两位诗人比较集中地创作边塞乐府除与当时文坛浓重的拟作风气有关外,还与他们的身世背景有关。鲍照的边塞乐府,尤其是七言乐府诗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边塞诗人鲜有不被其泽。齐梁陈隋是近体诗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清商三调虽仍被视为雅乐正声,但却淡出文坛,仅被视为仪式礼乐,而流行于朝野的却是吴声西曲。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文人拟汉魏旧曲者趋少,更多的是受新声俗曲影响写作的乐府歌辞。永明新体顺势应时的出现,标志着新体乐府诗歌创作传统的开始。之后,诗人拟作的边塞乐府诗篇幅趋短,韵律和谐,表现出了乐府近体化的倾向。梁陈时期,“赋题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拟作汉横吹曲题,促成了梁陈边塞乐府的繁荣。南朝文人所开创的用“赋题法”拟作汉横吹曲题的边塞乐府创作模式一直影响到唐代。在尚新求变的南朝文学氛围中,伴随南北交战、文化交流的进程,北歌南传对梁陈文人边塞乐府诗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诱发作用。北朝乐府民歌在边塞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尚武的精神品格。边塞乐府诗经过北朝、隋代的发展,尤其是庾信、王褒入北以来,在诗歌技巧方面虽是沿袭齐梁,但在诗歌内容方面却表现出了纪实性的特征,以杨素、薛道衡、卢思道为代表。梁陈边塞乐府诗因囿于社会现实及个体经历,在诗歌题材上出现了类型化的倾向,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却对唐代边塞乐府诗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如开创了“赋题法”创作模式；形成了“以汉喻今”的表达模式；确立了典型的边塞意象；丰富了边塞题材的表现内容等。可以说,唐代边塞乐府诗的艺术渊源便是直接从从南朝边塞乐府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