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问题,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粮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于2004年及时出台了包括“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将“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作为我国农业补贴的重点与核心,以刺激粮食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确保粮食安全。在如今世界经济的复苏力度低于预期,经济前景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以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粮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等复杂快变环境下,“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施10年来的“增产”与“增收”等绩效如何、“增产”与“增收”哪一个才是补贴当前最核心的任务、以及未来补贴的政策走向等问题,需要全面讨论、认真梳理与总结,以更加快速并有效地应对补贴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其进程、绩效和方向更趋科学合理。和谐管理理论能够有效解决复杂快变环境下的组织及社会管理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计量模型分析、演化博弈分析、非线性动力学等方法,研究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和谐主题”以及“和则”、“谐则”、“和谐耦合”、“和谐主题漂移”等问题,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在复杂快变的环境下是否抓住了补贴的要害,补贴的核心任务究竟是什么,工作重心需不需要调整;并找出薄弱环节加以改进,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果:(1) 2004～2012年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存在不足,应加快“漂移”以摆脱不和谐状态。通过粮食大事记辨识的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是“增产为首要,增收为主要”,而经过EOL模型判定的“理应执行的和谐主题”却为“增产与增收应并举”,对比发现两者有差别。从该阶段“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施的效果看,“增产”绩效较好但“增收”绩效较差,说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未能解决好“增收”方面的问题,因此需尽快“漂移”。(2)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则”)体现在种粮上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力度高度相关。要发挥种粮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农民广义的种粮时间投入(包括:整地、播种、除草、施肥、打药、灌溉、收割等花费在粮田上的时间,购买化肥、农药、良种、农机具等花费的时间,以及售粮和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时间等)需要保证维持在一定基本水平上,进而保障粮食安全。演化博弈结果显示:农民群体行为演化的结果和收敛的时间不仅受到农民群体本身选择高时间投入策略的初始比例的影响,还受到政府群体中选择高补贴策略的初始比例的影响,后者选择高补贴策略的初始比例越大,补贴效果越好且补贴政策起作用的效率越快。但是,农民只注重广义时间的投入却忽视增加物质和技术的投入,并不能获得理想的收益;然而一味增加种粮的资金投入(如滥用农药、化肥等),也会加剧不良状态演化的进程。(3)美欧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粮食补贴的和谐主题经由“增产”向“增收”的演变,政策机理(“谐则”)给予我国镜鉴与启示。美国、欧盟和韩国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易于实现粮食供给,其粮食补贴的和谐主题均经历了从“增产”向“增收”的演化;而日本地少人多,耕地面积有限,一直强调“增产”,但也越来越注重“增收”和发挥粮食的多功能性。适度加大粮食补贴力度,优化补贴结构,有选择地利用好价格支持方式,优化一般服务支持结构,完善资源与环境友好型补贴,促进补贴政策的制度化建设,是主要发达国家粮食补贴的政策机理(“谐则”)对我国的启示。(4)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的非线性动态模拟显示其会经历先上升后平稳下降的过程,粮食“稳产”和农民“增收”也是模拟结果展现的趋势。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具有非线性和复杂性特征,构建其非线性动态演化模型,实证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粮食产量和农民种粮收入之间的演化行为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三个变量中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一开始增加的速度最快,一段时间达到补贴最高点后则缓慢下降,这与主要发达国家粮食补贴的演化总体吻合,也契合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粮食产量起初持续增加,后期基本趋于稳产状态;农民种粮收入则基本上以一定的增长率持续平稳的增长。(5)下一阶段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的漂移方向是“增收为首要,稳产为主要”,应确立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创新理念。从2013年开始,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漂移”的主客观动因的新变化显示,其“漂移”的压力已经产生,将会从2004～2012年的“增产为首要,增收为主要”,“漂移”至下一阶段的“增收为首要,稳产为主要”。创新理念是“漂移”的主要支撑条件:一方面,虽然“粮食安全”作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已成为国家战略,但存在“粮食增产”等同于“粮食安全”等思维误区;通过设置“粮食安全等级预警表”,可以提升并强化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识,确立粮食短缺与过剩均可能引发粮食安全危机、稳产才是期望的“满意解”与理想的“新常态”等理念。另一方面,“农民增收”尚未成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更没有上升为国家战略,损害了补贴的绩效;而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既能够丰富“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的内容,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倾斜农民,促进与“粮食安全战略”共赢,提高补贴的绩效,达成WTO的愿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继续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可见党和政府对“农民增收”和“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等“三农”问题持续高度重视。本研究的成果预期能够为优化和完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提供富有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决策依据,实现“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