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自设立以来,一直呈现出保守适用的倾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基于“隔离防疫”的现实要求,人们之间的现场互动被削弱,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为虚假信息的滋生创造了契机。与此同时,本罪的适用率也得以提升,但是并不能说明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解读已经十分清晰,相反,由于本罪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不清晰而导致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模糊适用,因此提出相对清晰的认定标准就尤为重要。为了使本罪发挥其应有效能,得以准确适用,首先要对编造、传播行为予以明确界定,“编造”不仅包括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也包括对现有信息予以处理修改而实质改变信息原真性的行为;“传播”限定为通过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向不特定人或多数人传达信息的行为。其次,明确界定本罪规制的四类虚假信息,即“虚假险情、灾情、疫情和警情”的具体范围,并以信息是否具有“恐怖性”作为区分本罪规制的虚假信息与虚假恐怖信息的关键;同时对于本罪虚假信息传播渠道即信息网络和其他媒体进行界分,以平台是否具有“公共性”作为认定本罪“信息网络”的内在标准,将“其他媒体”严格限定为新媒体。第三,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结果的认定,要以信息传播程度的形式要件和现实空间受到影响的实质要件为视角进行综合把握,以体现网络维度与现实秩序的交互性。最后,本罪罪过形式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明知程度既包括“确知”,也将“应知”涵盖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