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中国学者不断学习西方,希望借助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来改造中国,但自由主义始终无法真正在近代中国生根发芽并强大的发展起来。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章士钊作为报刊实践家通过运用报纸、杂志等刊物,在近代中国的民初社会时局中对英国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传播和宣扬。他将自己1907-1911年留学英国期间所学习与体悟的英国自由主义“内化”到自身的报刊实践中:坚持言论自由和报刊“独立”的自由主义报刊思想,提倡维护个人人身自由的法治观、推崇英国议会政党内阁制及提出“调和立国”的“有容性”政治原则以及对新旧兼收并蓄的“新旧杂糅”文化调和观。他的一系列报刊实践和思想言论对民初的政体选择、政党发展形势、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思想文化普及都产生了不小影响。章士钊的报刊实践(1910-1925)是他对英国自由主义“内化”吸收的结果,他希望在民初中国营造出自由的舆论、和谐的政治斗争、健全的法治体系和新旧交融的文化氛围。他充满“学理性”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与实践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英国自由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温和、理性、包容地看待问题的积极视角。但他的这种努力在民初依然遭遇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这既是他个人报刊实践未被理解与接受,也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民初中国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