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山水画改造运动既承续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画革新的历史潮流,又浸淫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中。现实主义的独尊、大规模的普及性美术运动以及思想批判、改造运动等,都对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山水画改造在“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等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时代规范和思想基础。它促使山水画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社会和自然,进行对景写生,以创作匹配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写生成为山水画改造革新的基本途径与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明清以降山水画重笔墨、轻造化和基本借助程式化手段以结景造境的创作方式,增强了山水画家对于自然造化的感悟力和对于语言图式的创造性,发展了相对停滞的技法语言,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图式革命,更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山水闲逸适性的文化观念。在写生过程中,山水画坛形成了京津、江南、西北、岭南等几个重要的地域群体。两个新兴的地域山水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也随之迅速崛起。而且围绕写生与创新,还先后发生了关于中国画接受遗产问题、笔墨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持续论争,这些论争对后来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写生方法上,山水画家们在观物即景的方式、对自然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而且,中西写生观念和方法进一步融合,写生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另外,山水画家还在表现方法上做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继承性和借鉴性的统一,在对山川景物和笔墨语言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山水画意境的锤炼与营造等方面也有深刻的拓新与发展,这一切对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和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水画中出现了多种经典题材,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意境。与此相应,山水画的语言图式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嬗变,这主要体现在状物写形中的笔墨风格嬗变、色彩的新变与象征性运用、构图和透视的探索与新变等几个方面,山水画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趋向宏大、阳刚、明朗、浑厚,山水画成功地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图式的转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山水画中存在的泛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以及它所延续的二十世纪前期以降以科学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艺术观念,无疑使山水画在某种程度上付出了丧失意境营造与笔墨表现的沉重代价。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画发展之中,惟视绘画为文化、学术之公器与正确审视绘画之民族特性者才能真切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文化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