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经济增长的理论将制度作为外部变量,即在分析经济行为时假设外部制度恒定不变。而经济行为事实上受到许多约束,其中包括人类自身的意识形态上的约束,也包括处于人类外部的各种制度安排带来的约束。这将制度分为了两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如果将世界的价值观地图和经济发展的地图重叠起来,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它们的价值观体系也相应地有所差异。通过从文化、宗教等角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影响了各自发展的方式,非正式制度在微观层面、宏观层面都体现出了对经济的影响。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对储蓄率、人力资本积累、生产率和专业分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各国在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形成了区别。不仅如此,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也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影响了各国在配置自己的各种资源和利用的效率上也产生了差异。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言而喻,然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答案则不统一。中国、新加坡、印度都不属于完全的民主国家,虽然新加坡和印度都具有民主的形式,但新加坡表现出一定的集权特征,印度的民主得到普遍质疑。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具集权特点的中国和新加坡在政府效率方面表现更为出色。而印度因为追求泛民主,形成的各方利益博弈反而难以使经济政策顺利出台。民主除了具备基本的形式外,必须依靠其他的外部制度进行约束来保证其功能的正常运行。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安排到另一个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的演变过程。国际视野中的制度变迁经典案例为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东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过程。通过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时期的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来观察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联系,并探究其表现差异的原因。通过比较中国国企改革与东欧、拉美国家转型期间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产权改革内容和效果,认为产权界定只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其中,政府应根据已有经验发挥相应的指导作用。界定政府职能前,应对政府的性质予以分析。政府在制度转型中是独特而又重要的利益主体,一个国家制度转型的启动和顺利推进乃至最终完成都与政府的职能转变密切相关。人们对政府职能的诉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成动态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转向重视政府的社会职能。正式制度可以靠外部制度供给加以改变。如果要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发挥到最大,必然对政府产生有效制度供给的强烈诉求。从政治制度供给、经济制度供给和保障以上两种制度供给的其他制度安排(如法律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政府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